修宪成真：土耳其将更加“东进南下”

4月16日，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以51.4%的微弱优势通过

马晓霖

4月16日，是个改变现代土耳其历史与未来的关键日子。引人注目的修宪公投如期完成，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称，5000多万合格选民中86%的人参与投票，其中51.2%支持修改宪法。路透社称，土耳其海外选民也多半支持修宪。从程序上说，这次宪法公投已获通过，埃尔多安总统也梦想成真，不仅有望全面控制行政和立法权，还可将自己的统治维持到2029年。

土耳其将议会内阁制改为总统议会制，不仅是这个中东大国内部政治体制的重大转型，是建立共和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手术，而且作为北约成员和欧盟候选国，将对土欧关系、中东格局乃至欧亚腹地的力量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这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预示，埃尔多安执政以来“东张西望”的摇摆政策将更加清晰地呈现“东进南下”态势。

重塑宪制：总统大权独揽形同“苏丹”

这是一次以稳定和发展为名义发起，以民主程序完成且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合法政体变革。18项修宪条款被公投认可，意味着土耳其建国94年后多党政治格局依然存在，但三权分立的本质将形同虚设。2019年大选后，总统将被宪法授予绝对权力，全面控制行政和立法权，司法也必然置于总统和执政党辖制之下，成为土耳其新宪政的监护者。被国内外反对派和西方形容的“现代苏丹”埃尔多安已黄袍加身，土耳其翻开历史新篇章。

新宪法在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四方面出现重大调整。废除总理职位，总统独揽政府组阁权和行政权，并指定副总统人选，内阁组成已与议会席位没有直接关系，民意无法通过议会代表影响行政；总统有权颁发法令解散议会，议会议员席位从550个增加到600个，这意味着立法机构必须与总统保持高度一致；宪法法院成员由11人增加为17人，其中10人由总统、内阁任命或议会选出，意味着最高司法机构半数以上法官将被总统及其控制的行政和立法机构所左右，从而失去司法独立的可能。此外，军队将领任命与提拔也以总统为多，换言之，只有效忠总统者才有机会得到晋级，等于总统变相控制军队，使其彻底放弃远离政治、效忠国家的传统。新宪法还赋予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这也让土耳其军队监国的独特惯例彻底终结。

根据新宪法，土耳其的人权标准也将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将得到进一步保障，严刑峻法也将解除尘封。修宪公投次日，埃尔多安宣布如果议会通过恢复死刑决议，他将予以批准。很显然，在新权力架构下，2004年被废除的死刑将再次出现在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这无疑对反对派构成巨大的震慑和牵制。

这是一次埃尔多安个人政治博弈的决定性胜利，也是他在成功赢得总统直选，并借助未遂军事政变全面打压、清洗反对派后的重大斩获，他以全民公决的最高民主程序和方式集中了权力，而且夯实了合法性基础。当然，这也是对长期执政的正发党的成功民意检阅，尽管多个反对党抵制修宪并要求重审部分选票，尽管公投以微弱多数过关，但毕竟客观反映了土耳其主流民意和价值取向。

自2002年正发党执掌土耳其政权以来，经济上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辉煌业绩，增长率持续保持高速，即使在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近10年期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也维持着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的不俗表现。过去5年土耳其GDP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十七八位，尽管近两年因为暴恐袭击冲击引发经济下行，但国际机构预测，2017年土耳其GDP总量依然能稳坐第18位。

埃尔多安及正发党不仅给向国民递交出优良经济成绩单，还切实提升了国家地位和软实力。晋级G20成员，带给土耳其大国地位和话语权；“土耳其模式”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备受推崇，成为中东国家成功发展的榜样选项，从而强化了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推高了泛突厥主义的社会思潮。在中东伊斯兰主义激荡中，长期被美欧舆论抨击且被欧盟拒之门外的尴尬，也自然唤醒土耳其穆斯林社会底层对伊斯兰传统的回归和眷恋。欧洲乱象以及土耳其内部国家方向之争、道路之争引发的政治动荡甚至军人干政风险，着实让黎民百姓盼望国家能统一意志并保持长久稳定与发展。

因此，如果不以固化而简单的价值观和立场预设来观察土耳其，就能理解埃尔多安为何屡屡“逆水行舟”却能反复得手，一步步走向集权顶峰。埃尔多安给国民开出的集权蓝图是，凝聚力量操办大事，集中资源强国富民。换言之，他要塑造土耳其独立、强大且不再屈从任何外部力量的新实力、新定位和新形象。

重设坐标：依旧“东张西望”，更加“东进南下”

土耳其公投结果引发西方政要和媒体一片负评，几乎调门一直地断定这是土耳其民主制度的倒退，是走向集权体制的标志性转折，同时也表明土耳其社会严重分裂。欧盟官员已经放言，集权体制下的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希望更加渺茫，修宪后的土耳其不是加快向欧盟标准靠拢，而是越加南辕北辙。

按照美欧标准，北约资深成员国土耳其无疑已严重离经叛道。但是，如果站在土耳其精英政治角度看，欧盟身份证宛如一束挂在拉磨驴子眼前的青草，看得见闻到着，就是吃不到，土耳其被绑在北约战车上推着没有尽头的磨盘向欧盟无限期、无止境地努力，而且长时间承受欧盟标准的舆论鞭打。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曾言，大意为国家边界不应决定于地理边界，而应决定于价值观认同。然而，基督教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欧盟，无论从历史积怨的角度还是现实安全利益的天平权衡，都不可能向这个具有8000万人口的穆斯林大国敞开大门。土耳其上下已受够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战略忽悠。

从欧盟本身的状况看，经济低迷不振，社会治安纷乱，种族主义抬头，文化冲突加剧，反对伊斯兰化和排斥东方文明已成难以遏制的势头。英国退出欧盟及其引发的欧盟解体前景，都表明已人老珠黄甚至自身难保的西向大码头不值得土耳其继续苦恋，回归民族主义和独立外交，整合内部力量建立集权高效政府，实现自我发展并在多极化格局中谋求大国地位，这才是土耳其的未来出路。

正发党执政十多年的战略与外交方向，已呈现日益明显的“东向南下”态势，包括介入巴以冲突，调解伊朗核危机，在“中亚经合组织”和“黑海经合组织”框架内深化与中亚及高加索突厥语五国的合作，干涉“阿拉伯之春”，介入叙利亚和伊拉克战争，加强与俄罗斯、中国合作，寻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并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都足以证明土耳其与欧美特别是欧盟正在背向而行。这既是世界和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变化引发的政策调整，也是土耳其在国力强盛后的自主发展选择。

当然，坐拥襟连欧亚非枢纽位置的土耳其，未来不会与欧盟断然割袍分手，依然会用好欧美倚重和怀柔策略，在东西方间采取左右平衡和双向渔利的外交政策，进而将本国的利益最大化、长期化。（作者为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联社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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