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随时代发展演进

栾大龙

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是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情国力，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高度，不断探索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之路，先后提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的重要指导思想。探究这些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末

“军民结合”思想的产生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国内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同时需要建设和发展强大的国防工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防建设。

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建设逐步走入正轨，军民结合发展被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时，提出应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发展模式。军工企业借用军工生产线或新建民品生产线，掀起了军民品共同开发生产的高潮。据航空工业史料记载，1955年5月，当时的二机部就批准了南昌飞机厂、株洲航空发动机厂、沈阳飞机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的民用产品方案，1955年航空工业的非航空民品产值为683万元，主要产品是摩托车，涉及的厂家主要有南昌飞机厂和株洲航空发动机厂。

1956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当时的二机部工作汇报时，又明确提出：“要学习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军事产品本事的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1957年初，当时的航空工业局为大力发展民用产品向各厂发出指示：生产民用产品是一项经常性的长期工作，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生产能力，积极组织开展。据统计，1958-1960年，军工企业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平均达到60.8%，其中1960年高达74.5%。这一时期，在没有可借鉴经验的情况下，通过积极的实践探索，国防科技工业基本走上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道路，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1960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国防建设处于临战状态，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纷纷下马，重新回到单一军品生产上来。军民结合的方针没有得到继续贯彻，军工系统更加趋向封闭性和单一性，到1978年，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到8％。

这一时期的“军民结合”主要是立足于国防工业系统，借助国防工业技术、设备和人员等资源，实现民品的生产，建设平战结合的国防工业产业结构，提高了国防工业的应变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

“军民结合”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1978年12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分析，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1978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五机部负责人汇报时，明确提出“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路子，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以军为主，搞军民结合”，这喻示着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建设提到日程。1982年1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有关国防工业问题汇报时，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其中，“军民结合”是总体要求，它要求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两支力量相结合，在国防科技工业内部实现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相结合。军工企业重新开始大规模生产民用产品，承担起面向国防建设、提高国防科技水平、研制发展新的武器装备、为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和面向经济建设、大力开发民用产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双重任务。

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品订货大幅度下降，军工企业生存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短缺经济”时期，民用产品的有效供给极度不足，军工企业开始积极利用军品剩余生产能力，结合自身工艺特点，向民品“大转、快转、全面转”，以较少的投入，开发出诸如洗衣机、电风扇和摩托车等民品投放市场。这一阶段全行业对民品开发的认识还很肤浅，开发的产品小而杂且经济效益不高，但“军转民”有了新的起步，职工生存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地解决，稳定了军工队伍，同时也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到1989年，核、航空、电子和兵器工业的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8.2%提高到了70%。

这个时期，“军民结合”的本质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还拓展到了军事设施的军民合用、军队支援国家大型工程建设、大力培养国防高科技人才和军地两用人才等领域。虽然，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军工（事）资源由为国防建设服务转到为整个经济建设服务，但“军转民”的理论和实践无疑为军民融合式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

“寓军于民”思想的实践与拓展

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由两极走向多极，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已经呈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祖国统一进程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斗争。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思想，明确提出“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为加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形势的转变，确立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产业和产品结构得到了全面调整，民品发展开始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由于多数军工企业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军工企业的民品产业在管理方法、经营理念上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之多数军工企业的生产线没有得到充分的改造，资金、能源和原材料紧缺，产品形不成规模经济，因而不少军工企业的民品逐步由畅销转入滞销，给军民结合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如何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设强大国防这两个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江泽民同志指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寓军于民，是把这两项战略性任务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举措”。这一时期，国防工业各部门相继撤销，成立了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和十一大军工集团，为国防科技工业整体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军民结合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开创了“寓军于民”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科技体制调整形势的推动下，军工企业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把“军转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军工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民品，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军工主导民品和优势民品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在能源、交通、航天、航空、船舶和光机电一体化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民品产值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1996年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已高达80％，同时有数万项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及其产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2005年5月国防科工委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根据这一文件，民营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将获准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这些文件的出台，使部分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正式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对推进国防工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实现“民参军”的规范化，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实践来看，“寓军于民”以开发军民两用高技术为载体，不仅实现了“军转民”层次的提高，也实现了“民参军”的突破，改变了军、民分立发展的状况。同时也在军事设施建设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建立军民兼容的后勤保障体系、依托国民教育提高军队人才培养和增强平战转换能力等方面实现了创新发展。从内容和构成上，多方位拓展了“军民结合”领域，为军民融合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1世纪初-10年代初

“军民融合”思想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科学发展的精髓融入到了军民结合中，在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设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就是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把国防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体系中来。据统计，85%的军事核心技术同时也是民用关键技术，80%的民用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军事目的。2008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原国防科工委，组建新的国防科技工业局，其管理对象从面向国防工业，转变为面向全社会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的所有企事业单位。从体制上把国防科技工业融入国家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之中，“军民融合”的制度体系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军工集团的民品收入占比大幅提高，扭亏为盈，大批高新技术装备部队，开创了“军民融合”发展新阶段。

2009年7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研究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详尽阐述走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构想和办法，要求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科技资源体系。军地各有关方面把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国防建设这出传统的军队“独角戏”变为军民“大合唱”。中核集团坚持军民融合、自主创新，成功研发出我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在掌握第四代核能技术上实现突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着力打造军民两用产业发展，加速实现“打造国际一流航天防务公司”发展目标。2008年开始包括北大、清华等在内的百余所地方高校招收国防生，鼓励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入伍。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交通、通信和物流等领域体现了既促进经济建设又兼顾国防建设的双向功能。

军民融合式发展思想，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思想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重大拓展，要实现由“结合”走向“整合”最终达到“融合”，还要普及融合理念、推广成功经验和全面推进融合发展的辐射效应。军民融合是我们党新时期指导国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1世纪10年代初-至今

“军民融合”走向深度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路径。从“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到“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再到“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军民融合的定位不断提升。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作为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偏弱，融合范围窄、层次低和程度浅，军民融合整体效益与巨大潜力亟待挖掘和进一步发挥。2016年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参观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时强调：要继续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从需求侧、供给侧同步发力，从组织管理、工作运行和政策制度方面系统推进，继续把军民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实，加快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切实打造军民融合的龙头工程、精品工程，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国防科工局研究拟制了《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2015年公布了新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许可项目由2000余项减至700余项，比旧版目录许可项数减少了62%；印发了《关于非国有企业申报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打通民营企业申报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渠道；支持军工和民口单位组建创新战略联盟，加快军工体系开放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鼓励民营企业与军工单位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与湖南、贵州等军工大省签署军民融合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举办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推动落地一批军民融合项目等。

近年来，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会同军地有关部门，着力完善政策措施，下发推进“民参军”措施意见，从市场准入、信息互通、公平竞争、过程监管和配套保障五个方面，提出32项改革任务，目前已完成15项。改进准入管理，依托全军军事代表机构设立40余个资格审查受理点，截至2016年10月获得承制单位资格证的民营企业已达1300余家，比前两年增长40%。2016年，装备预研领域在“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上采用网上项目指南发布、审查结果公示的管理模式，发布第一批1550余项项目指南，共收到建议书12700余份，受理单位3000余家，民营企业参加比例达到15%。加大国防专利推广转化力度，新增2346件国防专利解密信息。

与此同时，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改革也在扎实推进，核能、航天、航空和船舶等对外合作不断拓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政策环境逐步优化。一些省、市抓住军工集团和科研院所布局优化、改革深化的契机，成立专项基金，加快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实现跨越发展。贵州省借助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和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优势，计划到2020年，军民融合产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达18%以上，“军转民”“民参军”工业总产值合计占比超过50%；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0家；新增“民参军”企业200家。

从“军民结合”到“寓军于民”，再到“军民融合”，这些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党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布局相衔接、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提升相协调、军队建设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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