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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梦想照进现实

作者:迟宇宙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08-10-11 22:43:00

摘要:当梦想照进现实

当梦想照进现实

 

 

修理拖拉机的行家里手
   谁都知道,1978年冬天的中国就像是一台庞大但又充满毛病的大拖拉机,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偶尔哼哧一下,但却显示不出一丁点儿力量。看起来没什么希望,除非有人能改变这种了无生气的局面。
    不知道是命运之手还是历史的选择,总之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孤注一掷在一个矮个子身上——邓小平,他决心要将这台拖拉机修好,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改变现状,必须学会比建造废墟更多的东西。
    邓小平是一个修理拖拉机的行家里手,伊文思在《邓小平传》中描述说,1969年10月,他们一家被赶出中南海、“流放”到江西的时候,邓小平和卓琳“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前任总书记在江西的三年里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伊文思说:“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北京。他很快恢复了工作,出任这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同他1962年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着手解决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但是他修理中国这台拖拉机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人民群众愤怒了,他们聚集在天安门痛悼周总理,用哀思和咆哮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抗议以及“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的意愿。这场后来被命名为“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直接导致了邓小平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了,他的政治地位又恢复到了1969年。
启动拖拉机
    但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中国迫切需要告别废墟,建立起人民群众所期望的生活形态与生命尊严。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听说“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后来还听说中国出现了一个华主席,我年幼的时候看到很多教科书上对华主席的称呼与毛主席唯一的差别就是姓氏。他们当然也知道邓小平,但是多年的宣传使他们对这位“中国的第二号修正主义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满了疑惑和不信任。
    事实上我的父母和乡亲们缺乏对于未来的信心,多年来他们的命运已经被错综复杂的局面给搅乱了。我祖父曾经去学过“大寨”,还在大寨村跟郭凤莲握过手;我外祖父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因为他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时候把粮食卖掉,换了一些便宜但同样能果腹的红薯叶回家;我父亲是一个石匠,母亲是一个村妇,他们都依靠“工分”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他们也都干过民兵,还实弹打靶过。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半年多,邓小平开始挑战“两个凡是”,他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的最根本的东西。
    《光明日报》察觉到了一些信号,它在1978年5月11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一下子摆脱了桎梏,变得丰富和活跃起来。
    到了秋天,邓小平急切地表达了他对改革和开放的期待。他在东北三省、河北省、天津市视察,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他在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提出,中国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发展的起点。第二天,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开放”与“改革”这两个充满期待与想像力的词语,终于正式地出现在了中国政治的语言谱系当中。
    两个月后,邓小平与他的支持者在北京赢得了胜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解决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
    更重要的是,那次会议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和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邓小平忠实的盟友和支持者,以及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的改革家。他们与邓小平一起,形成了全新的中国领导班底。
    改革已经变成了不得不进行的行动,中国的求变之力已经不可遏止,而开放也同时变成了现实。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邓小平重新启动了这辆老迈而破旧的拖拉机,使它的引擎发出了惊人的轰鸣。
恢复农民的活力与尊严
    在农村,在我的家乡,我的父母还没听到拖拉机的轰鸣。他们依旧每天为挣“工分”忙活着。白天,我父母在山上开采花岗岩,母亲则与大部分青壮年劳力一起在农田里劳作;晚上,他们会点着煤油灯坐在炕上剥玉米或花生,第二天他们会根据称重得到“工分”——这些“工分”未来会转换成粮食和钱。
    但是已经有农民开始反抗这种生活,他们决心为未来冒杀头的风险。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真正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是接下来的几年。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文件推广“包产到户”,甚至在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尽管我的中学政治考试中曾多次辩论过“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单干”的区别,但是对于我的父母与乡亲们来说,这就是“单干”。他们尽管只是承包了土地,但是土地上的一切创造都来自他们,大部分的收成也会装进自家的粮仓。这使他们感到了兴奋,因为自从“大跃进”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粮食,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倾注过这么多的心血。
    1984年秋天,是我家“单干”之后的第一个收获季,那时候我读小学二年级。为了帮助秋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老师都是农民,我们放了一个中国农村学校特有的“秋假”。我父母担心田里的粮食被人偷走,就派我在田里看守了半个月。没有人偷别人家的庄稼,每一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由于半个月没有洗脸,等到我回家的时候,全家人没有认出我来。我扑在我母亲怀中哇哇大哭,这后来构成了我对“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最直接、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和农民赢得了几十年的战争,并从此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疑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曾对于农民势不可挡的企求生活得到公正待遇的渴望,给以有力的领导。”
    1946年的时候,白修德他们写作《中国的惊雷》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大问题,是在于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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