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供给侧，该聚焦什么？

作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一员，两年来我参加了很多相关学术活动，对供给侧问题和新供给经济学的主张有些肤浅的了解。自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文化产业界也在认真研究和解读这一新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并落实到本行业、本部门工作实际中，但目前一些解读还存在偏颇之处，本文拟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提出几点认识，供同道探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命题，文化产业是这一命题的一个环节，讨论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有从文化产业的宏观角色和文化产业自身改革两个视角。从宏观角色上，文化产业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探讨是从文化产业本身的供给侧展开的。同时，按国家统计局框架，文化产业包含了十个大类，是一个涵盖相当广泛的“产业群”，同质性并不强，为防止涉及面过宽过散，本文是从内容产业角度探讨文化产业供给侧问题的。

不能聚焦产品和减税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不过因时因地关注重点不同罢了。从中长期发展角度，关注供给侧是必然逻辑，但这不妨碍我们通过关注需求侧促进产业的增长。

讨论供给侧常要涉及到传统供给理论的萨伊定律。供给侧问题最终要体现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从文化产业看，“供给创造需求”似乎最明显，因为大部分类型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都是在生产之后被创造出来。二十多年来，出于刺激文化产业发展的考虑，政府对意识形态痕迹明显的产品的进行严格监管，但对其他文化产品的供给事实上是放任的，对文化产品供给的放任事实上就是对文化消费的放任。而这正应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定律，已经形成了并不良好的消费形态，反过来已经构成了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产品供给的约束。

文化产品监管上总体“管得过严”和“管得过松”同时存在，问题是严峻的，但是，从这个逻辑进行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会落到产品本身和产品监管层面上，如果因此通过简单粗暴的内容监管强化回归到一元主导模式，又必然形成死循环。

减税是另一个常被涉及的话题。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供给学派还是后来的供给管理理论，核心都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新供给经济学汲取了传统供给理论的有价值的部分。例如拉弗曲线对文化产业依然有意义，因为文化产业的确存在负担过重导致供给乏力的现实困境。在这个角度，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双减”政策主张，这一主张应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

但是，税负毕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财务压力，还无法证明目前的税负水平对整体产业的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和生产率形成了根本影响，简单减税或全面减税是无法达到有效供给目的的。况且，从政府角度而言，区别对待的减税政策毕竟需要谨慎采用，因为我们需要扶持的产业太多了。

要素和制度供给是重点

产品供给的背后是要素供给，要素供给的背后是制度供给，这是供给侧三层递进结构，我们需要深入到问题的根本。我曾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当前的基本状况是三个“薄弱”：要素基础薄弱、机制基础薄弱和消费基础薄弱，这三个方面本质上都是供给问题，也是影响文化产业中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要素性投入看，文化产业的总体状况是：资本供给明显薄弱，与文化产业增加值3.7%的GDP占比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也不完备；土地资源供给与产品产出关联性不强，很多土地供给并未用于生产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人才资源匮乏；技术创新乏力，知识积累不足等等。

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制度供给应内洽于要素供给体系，这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尤其重要。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推动的制度供给，密度和质量可圈可点，但这是在空白基础上的补课，还处于机械排列阶段，制度和机制还未内化于文化产业，还需要精细化整合创新。

坚持“双效统一”与坚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导向是不相悖的，直接监管不如间接监管，事前监管不如事中监管，硬监管不如软监管。文化产业的制度供给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建立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规则、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要素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等。

核心是改革和创新

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看，供给与需求两者是“否定之否定”的循环，这一次在宏观经济的供给侧的核心是改革和创新，而且需要更复杂的解构。所以，如果有些人非要和西方经济理论建立某种联系，与其关注萨伊和拉弗，不如多关注熊彼特和创新经济理论。不过，我国新时期的创新应是一种柔性创新，与西方传统的硬创新也是不同的。

文化产业的要素供给不仅基于传统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基于技术、知识这些具有创新特质的要素上。从经济发展要素出发，我们在《创新的力量——美丽中国建设路径探析》一书中提出了创新六要素模型，认为技术、知识、制度、文化、管理和人才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创新要素。传统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利用方式上，而这六个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其本身，即其本身产生质变并带动产业创新，这种“要素性创新”是最直接的供给侧创新，这一模型对文化产业也是适用的。当然文化产业的要素表述和性质有所不同，例如对应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要素常表述为文化资源、创作素材等，并且产品本身又具有形成新的资源的能力。

坚持供给侧改革和创新这一核心，就要通过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创新在文化产业深层次、全要素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全要素创新；在落实“双创”战略中，文化产业小微企业众多的生态特征，也将使得大众创业在文化产业焕发巨大的活力和潜能，但需要重点创造创新环境而不是单纯增加创业人口。

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有更充分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所以，从文化产业自身看，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着眼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中长期发展，加大要素性投入的力度，优化制度供给，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建设文化强国。

（作者为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媒体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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