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权力意味绝对的腐败 姚刚倒掉的价值：为注册制清障

阴差阳错。

改革这种东西，极少有来自管理层的自觉，往往是相反，要么是传统的实在行不通了，要么就是来自市场的原生的动力实在压抑不住了，或不得已或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历史不可逆转的时期。

IPO注册制就是这样。

新股发行马上又要恢复，尽管从2000点恢复的IPO在4000点因救市而中止本身就是个试错，但是折腾依然是本质，历史上几乎每一次IPO的暂停或恢复都会伴随着所谓的改革，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所谓补丁方案，包括这一次也是如此，取消预前交款是利好，但是历史上又不是没有用过，用过的东西再次使用，无论如何和改革也扯不上，效果其实也一般，否则后来也不会又取消今天又推行。因此，有人认为这和注册制有关，是为衔接做准备，多少有点一厢情愿，也许方向是一致的，但愿结果也是一致的。

如果说契机，姚刚被抓或许就是个契机。

姚刚号称“发行皇帝”，从这个称谓可以知道，姚的权力是多么的巨大，命运又是多么的可悲。是的，皇帝又有几个可以善终的？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这是体制造成的，姚刚的命运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任何人在这么一个自由裁量权巨大的位置上待13年，可以左右那么多上市公司翻天覆地的命运，都有可能最后难以自控自律而异化，作为曾经的高考状元，姚刚的履历是相当漂亮的，海归博士，既有市场操作经验，又有监管部门的锻炼，身居证监会二把手的要职，名符其实的精英，姚刚出事，真的是让人心疼的，更让人心疼的是这个发行的体制。

中国证监会的发行体制原来是额度制，后来变成通道制，再变为现在的审核制，不管叫什么制，核心是不变的，权力，上市的权力不在公司而在证监会，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一个监管部门，正是因为发行审核的权力在握，一定程度上证监会就由市场的监管者变成了市场的经营者；反过来，这些上市公司出了问题证监会本身就应承担责任，因为发审制度就是为公司的信用在背书，否则，审什么？如果不对发审结果负责，那么，这样的发审又要它干什么？只能用来寻租。

那么好，现在由上而下，整个发行部门都牵扯进去，从姚刚到李量到刘书帆，有副主席、司局长、发行处长，拔出萝卜带出泥，是不是已经可以说明，即便在道德层面，现在的发审制度也是站不住脚的呢？

注册制推进缓慢，与其说是认识上的问题、法律上的问题、程序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人事上的问题，身在其位，又有几个人敢于自我否定的呢？又有几个人肯放弃权力的呢？又有几个人心甘情愿转岗的呢？现在要问的则是，姚刚进去，难道你也想进去吗？如果不想，那么就放开注册制吧，把本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属于公司的权力还给公司，属于投资者的判断还给投资者，希望姚刚的进去可以成为推进注册制的动力而不是阻力，这样也许可以作为姚刚本人对中国股市的最后价值和贡献。

新股发行恢复之初，水皮再三强调中国股市的功能，对于政府而言首先是融资。中国经济在下行，要转型升级就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通过转化间接融资更可以降低银行的金融风险，政府鼓励资本市场发展的意志是明确的，但是风险管控的意志也是明确的，在这两极之间是投资者的天地，股价涨跌说到底由供求关系决定，IPO的恢复意味着供应量在加大，注册制的实行意味着供求关系的历史性逆转，A股会越来越和国际成熟市场接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真实地反映宏观经济的走势，发挥晴雨表的作用。

历史的进步都是有代价的，注册制以姚刚为代价，好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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