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的文化根源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巴黎策划实施的恐怖袭击再次震惊了全世界，事件最新动态是法国方面宣布将取消宣扬仇恨、背离共和国价值观的清真寺及相关机构、组织。可以料想，法国政府的这一姿态，必将在移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穆斯林社会激发强烈反响。

尽管法国政府已表态将不考虑临时退出申根协定，但毋庸置疑，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一贯对宗教、移民政策持开放态度的欧美社会，已经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极大的抵触乃至排斥情绪；而作为一个整体，因无法阻止其内部所滋生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整个伊斯兰文化也因此蒙羞。毫无疑问，在巴黎发生的这场针对普通平民的恐怖事件，不仅仅是对欧美白人社会的挑战，也是对整个理性、智识世界的挑战。

新世界格局下的伊斯兰文化

1996年，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这部作品相当深刻地前瞻了冷战结束后的新世界格局，“文明的冲突”也因此成为当今观察世界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理念与术语。

亨廷顿将世界分为七至八种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他的文明划分中，宗教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因为他认为：“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到当今世界的演变格局时，亨廷顿写道：称霸世界几个世纪的西方文明正在相对衰落，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正在复兴，伊斯兰世界正在崛起。

显然，亨廷顿比较早地注意到了伊斯兰问题。大陆知名文化学者钱满素在解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一观念时，强调非西方文明要的是西方的富裕，而不是西方的民主和多元，一旦其国力增长，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

“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没有促使他们在价值观上更加认同西方，反而有了更多肯定和张扬自身文化的资本，相继出现本土文化的复兴，变得更加非西方化，甚至反西方化。西方和伊斯兰的矛盾尤为突出，西方的自由民主无法在穆斯林社会中生根，伊斯兰主义运动迅速兴起，导致许多穆斯林国家政治上的伊斯兰化，其中不乏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它们将西方视为侵略和堕落的。”钱满素说。

当前，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各文明大都有自己的核心国家，它们正取代冷战时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极。各国大都按照文明的归属，被纳入了以核心国家为家长的大文明系统或“大文化圈”，在各自的系统内协调行动，而且只有同质文化国家间的合作才最有成效和持续性。

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被亨廷顿称为“上帝的报复”，他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现代化的反应。世俗的现代化无疑是对传统群体社会的巨大冲击，瓦解了宗教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无数人感到灵魂无所适从，迫切希望“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基础”，由此产生的两个后果就是：反西方和宗教复兴。

在此背景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相对其他非西方文明，同样面临现代化课题的伊斯兰世界，会对西方国家格外抵触，以致在其内部滋生出反理性、反文明的极端恐怖主义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伊斯兰主义在当代兴起背后的经济、历史及文化原因。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文化背景

有着复杂身份背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对伊斯兰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

奈保尔是以虚构文学获得诺贝尔奖的，但被世人争议的作品却是其访问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两本游记：《在信仰者中间》和《何以置信》。这四个都是穆斯林国家，但不属于创建了伊斯兰的阿拉伯民族，奈保尔称之为“改教民族”，并将这些国家的当前问题回溯到伊斯兰与本土文化的冲撞。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问题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问题都更严重的问题。”他于《在信仰者中间》写道：“伊斯兰的狂热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狂热，对信仰的狂热，政治狂热。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敏感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着恐怖骚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他们强调死亡、流血、报复。奈保尔认为西方长期对独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迟早要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

在对全球性的伊斯兰化运动的描述中，奈保尔指出：首先，伊斯兰教的解释者似乎更提倡君主和百姓平等的概念（很像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低等级的、贫穷的印度教人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多数其他非西方国家在近代也多是贫穷落后的，所以伊斯兰教显得颇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其次，在过去几十年中皈依伊斯兰教的族群多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因此伊斯兰教非常容易地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所以，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起了巨大作用。

“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人们都是纯洁透明的，整个儿一个空空的接受器皿，等着宗教往里面倒。”奈保尔写道。由于现实无法达到宗教所要求的纯洁度，所以，在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奈保尔感觉到有一种既虚无主义，又神经质的东西。他对伊斯兰教让人们自愿地成为“虚无”非常不能容忍。他说：“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是非常具有摧毁性的，因为它想要的是人的头脑。”

“伊斯兰主义没有什么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生前谈到伊斯兰问题时，李光耀这样说道。诚然，从信仰自由的角度看，伊斯兰主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伊斯兰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滋生并培育出野蛮的反理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则是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反思的问题了。

而伊斯兰主义在当代尤其在冷战结束后能得以在全球扩张，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的。

直接威胁全球文明世界的极端组织ISIS，其资金主要来自海湾地区金主，或自己占据的油井收益。

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向现代社会转型得那么辛苦、曲折，来自凤凰国际智库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这反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够恶劣。

“伊斯兰的困境是特殊的，又不是特殊的。他们的特殊性在于宗教的闭源性确实给他们的转向制造了更多困难。而拥有石油资源，理论上给了他们很宝贵的缓冲空间，实际上又冲淡了他们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这篇文章的该项论述是颇令人深思的。

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当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来自海湾国家的财力支持。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因石油资源而积累了巨量财富，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资助清真寺、宗教学校和传教士，导致出现了全球性的伊斯兰狂热，这些狂热分子就有可能被极端组织吸收进去，成为圣战者。“基地”组织、ISIS以及全球各地的极端分子从清真寺里招募合适的人选，给他们洗脑，让他们相信为了世界上受压迫的穆斯林而战是优秀的穆斯林的义务，而且如果有必要，可以为这一事业献身，成为烈士。

这些年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猖獗，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整个伊斯兰文明的危机感在加深。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当代著名学者齐泽克在《查理周刊》的恐怖事件后撰文指出：“如果今天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真的相信他们找到了步向真理的道路，那么为何他们还会感受到来自不信教者的威胁，为何他们还嫉妒这些不信教者？……恐怖分子的激情强度见证了真正的信心的缺席。原教旨主义者的问题，不是所谓他们比我们低劣的问题，而是他们暗地里认为自身比我们低劣。”

这一论述与李光耀生前对伊斯兰问题发表的看法不谋而合：“穆斯林想同化我们，但我们并没有试图同化他们……他们其实对自己也没信心，不敢给我们提供其他的选择。”

一直试图给各种宗教信仰提供包容与自由的西方民主世界，因为诸如伊斯兰化等全球性的宗教与社会问题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开放世界如何分清理性与野蛮的边界，已成为当代世界必须给出一个答案的问题。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同被视为上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学的巅峰之作，但随后的历史演进告诉我们，历史从未终结，也永难终结。即便民主与自由理念在全球普遍实现，那么在民主与自由体制内部，同样也会滋生各种挑战。民主和自由是需要保卫的，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历史是不会终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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