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和“外面的世界”

齐午月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那么，毕飞宇算是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在新书《写满字的空间》里，他毫不掩饰对同行莫言由衷的喜爱。强烈的认同感甚至让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莫言的小说是自己写的！这个判断确实让人羞于启齿，由一位作家坦诚公布出来，绝对是对另一位作家最高的赞誉。

对错、站队、阶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被毕飞宇贴上了“绝对意识形态”的标签。山东高密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崛起，则把一个精彩的“外面的世界”猛然推到了同代作家们面前，极具启示意味。

不论是汪洋恣肆的语言，还是倾泻而出的情绪、尽情释放的性欲，都极力渲染出红高粱地域的狂欢色彩，与古希腊悲剧的酒神精神恰好遥遥呼应。借着酒劲，莫言把自己的美学趣味有效地表达出来。正是这一点，让他获得了毕飞宇的推崇。

“表达”，出现在《写满字的空间》中的这一高频词汇，催生出整本书里作者关于文学、生活、阅读的记叙和思考。毕飞宇把这个抽象词汇与自由、存在等大词联系在一起，并给出定义：“表达首先是一种必须、乐趣、热情，然后才是方式、方法。” 同样具有浓烈的形而上风味。

句子短小、精悍，也足以充分展示作家饱满的创作热情。有趣的是，当小说家毕飞宇跨出自己擅长的文学虚构领域后，他的情绪有些复杂：“散文主要靠你和生活的关系，要去感受和判断，它离作者特别近，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它会将你全部暴露出来。”

因而毕飞宇坦言，面对散文，自己有些害怕。他害怕表达感情，“在情感面前，我一直有一种病态的害羞。”

强烈的表达欲望与抒发情感的节制，构成了一种欲说还休的矛盾张力，让散文家毕飞宇的笔触有些犹疑。表达第一，方式第二。必须要表达，但不能直接暴露。于是，他选择用一种迂回曲折的言说策略，在散文文本中悄悄地隐藏起自我。

《三十以前》《我家的老鼠和猫》《我的野球史》……毕飞宇一点点勾勒出经历过的岁月。在他的回忆里，父母、姐姐、妻子、儿子、好友，还有年幼的自己一一出场。写的都是小事，不用浓墨重彩，只是淡笔素描。至于情感的抒发往往点到为止，留下的空间由哲理性的思考做填补。有了轮廓分明的哲思骨架，但终归还是少了丰满的情感血肉，兼以惯被质朴方正、不施粉黛的语言装点，让这些回忆总体显得有些气色不佳、面目苍白。可以说，读来是有些乏味的。

再往下看看，《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谈艺五则》《<平原>的一点题外话》……又不免吃惊。也许是文学高于生活，当毕飞宇的叙述脱离了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他的文章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在追述第一文学创作现场时，他绝不漏掉一丝线索，发掘笔下人物的原型，毫不吝啬地展示当年写作背后的种种机缘。同时，他还是一位敢于剖白自我的勇者，三省吾身坦然说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一改犹抱琵琶的姿态，诚意十足。一旦明确了自己的小说家身份，自然而然的，毕飞宇的文笔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光彩四射。

其实，谈生活或者谈创作，作家用的是同一种笔调，但为什么文章会显出两种不同的风貌呢？这就关乎一个问题——表达的有效性。

不难发现，在写作中，毕飞宇特别喜欢使用问句。疑问、反问、设问，有时一个问号，有时浩浩荡荡的一串。其意义不只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更在于在文本中营造一种议论的氛围，以引发哲理性的思考。如果情感铺垫不足，从日常生活经验猛然拔高至哲学思考，难免有用力过猛之感，显得突兀。而当言说对象是本就带有形而上色彩的文学、艺术时，哲思反而有助于深化认识，顺理成章地提升文本精神内涵。所以，当谈及文学创作，毕飞宇知识分子式的叙述策略能够有效地表达出他多年的心得体悟，正如莫言的狂欢化写作有效地表达出他的审美取向。

毕飞宇以为表达第一、方式第二，不如换种说法：有效地表达，方式一样重要。当然，前提是要有表达的欲望，这正是《写满字的空间》反复申述的：表达！表达！表达！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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