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纪实的诺奖作家 谎言、遗忘与真相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有人说，历史是一位公正的老人，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历史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你不挖，它永远不出来。殊不知，有多少埋葬在万丈深渊的历史暗角，我们永不知晓，有多少冰雪背后的哭泣引人深思。解冻、解禁、解密、解构，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改善，历史的真相会渐露峥嵘。”

在署名塞妮亚的代序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解读杨显惠的纪实性作品《夹边沟纪事》。

面临同样命运的人

杨显惠与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一定的相似性：纪实性，第一人称，几乎全部素材来自真实的采访和调查……

有趣的是，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与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中译本皆出自花城出版社。两部同样令人尊敬的作品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也算是一件幸事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令中国文坛受到鼓舞的，不仅仅是纪实文学界，也不仅仅是纪实文学这样一种文体，而是所有那些致力于在普遍的谎言中发出真实的声音、挖掘沉默的真相的言说及写作者，他们才是给我们这个灰暗时代真正带来希望的最坚强也是最踏实的力量。

“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所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文学是对人类的希望，同时也让人更坚信，人是最值得庆幸的存在……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日本诺奖作家大江健三郎这样定义文学的边界。

知名作家陈希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论如何加以文学修辞，‘政治’二字仍然无法忽视。”

几乎就在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公布获奖消息的同时，另一个诺奖作家，尼日利亚的索因卡正赶回母校英国利兹大学演讲，他说其宣讲的不是文学，而是政治。

“我记得在一个英语笔会的节目里，主持人问过我：在英国，关心政治的是好作家，不关心政治的也可以是好作家。中国呢？我说：在中国，不关心政治的绝对是伪作家。这观点至今没变。在不正常的国家，文学被政治死死绑架，这是相当无奈的。文学如果不介入政治，就会被政治左右。只是在介入时如何保持文学自身，这确是大问题。”陈希我说。

或许，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不是最有文学价值的，但一定是最有社会及文化价值的，她在人性及社会的黑暗深处挖掘出的文字，为那些无论因为体制还是其他原因而被遗忘甚至被埋葬的人与事带来了希望，确切地说，也为历史本身带来了希望，为历史的真相带来了希望，尤其也为中国那些面临同样命运的人带来了希望。

文件决不说谎

“多种声音的作品，一座记录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碑”，这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

不同于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思潮，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永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寻找永恒的人。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尝试这、尝试那，最后选择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段文学自白中，她写道。

正是出于对整体的真实性的某种近乎偏执的追求，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记录性材料即社会及艺术文件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多年，这在当今世界文坛是极其罕见的，而这也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独特之处。

“今天，当人和世界都变得如此多面和多样，艺术中的文件也变得愈来愈令人感兴趣，而艺术本身则常常变得无能。文件使我们更贴近现实，因为它捕捉并保存原原本本的东西。在与记录性材料打了二十年交道，以及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五本书之后，我宣布，艺术不能理解很多关于人的事情。”

对艺术及其意义的探索，某种程度上使阿列克谢耶维奇走到了艺术的反面，然而，恰恰是这种对艺术自身功能的质疑，极大地开拓了艺术的表达空间：“我不只是记录事件和事实的枯燥历史，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到羞耻，于是拒绝相信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艺术也许会说谎，但文件决不说谎，尽管文件也许是某个人的意志和激情的产物。我的著作，是用我们生命中和存在中数千种声音、命运、碎片构成的。”

文献，口述，随笔，叙事……多种声音及形式的拼贴，使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整体上具有了某种后现代的色彩，但其成就与分量却远远高于过分强调形式，甚至取消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这就是内容与灵魂的力量。

阿列克谢耶维奇之所以能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构筑当今世界文坛这样一道极其独特的景观，既源自其自身的艺术观，更源自其文学行动与坚持。而这，对当今中国文坛也不啻是一大启示。

文学评论家邵燕君在谈到杨显惠的作品时，也批判了中国文坛的浮躁：“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一直是马不停蹄地往前跑。每一种潮流都未能真正深入，刚刚看到似乎要出大作品了，‘主战场’已经转移，营寨被连根拔起。文学新潮各领风骚三五年并不奇怪，遗憾的是作家们往往都不甘落伍，一窝蜂地辞旧迎新。文坛标准也往往是‘一刀切’，逼得老作家们也不得不改弦更张。”

相反，杨显惠则一直“固执”地走在自己的老路上，他的选择，几乎就是逆着文坛潮流而来的。“85新潮”之后，当文坛推崇“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时候，杨显惠注重题材不可替代的价值；当文坛强调虚构、想象时，杨显惠则注重原始经验的挖掘，并进一步将写实的笔法向纪实的方向推进；90年代以后，当作家们纷纷进入“个人化”写作、书写“日常生活”，并被商业化浪潮席卷后，杨显惠坚持书写社会重大题材，自费孤身长旅，以“生命之作”的庄重写下生前未必能够发表的作品。

而这样一种特质恰恰使他的作品在文坛内外形成了差异明显的影响：在文坛内，杨显惠一直是边缘的，但在文坛整体被社会边缘化以后，他的写作却因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而引起社会广泛而热切的关注，其包括《夹边沟纪事》在内的命运三部曲，已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一位网友在谈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时说道：“太让人伤感了，往往现实是最难面对的。”然而，她的作品不仅仅有伤感，更有力量与希望。所谓悲剧，就是关于行动的艺术，是人类对自身不完整性的挑战，是人向神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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