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治理:关系复杂但清楚（下）

G20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得并不够。尤其是，我们没有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角度认识G20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比如，G20衍生出的B20、T20、L20等各类组织到底起什么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表示，所有这样的机构都反映了一个需求，即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综合进来去解决问题，因为G20现在对维持全球的经济稳定来讲异常重要。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则补充道，G20一开始只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由财长会向领导人峰会报告，然后在峰会上做出决定。但是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个”。这上百个会议都要向财长会议做汇报，然后再向峰会做汇报，“我想到这个事情，头都大了”。

然而，若从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全球趋势来看，G20代表了主要的新旧国际政治势力的一个组合。老牌的国际政治力量，如美国、欧盟和西方七国集团（G7）代表的所谓“既得力量”和中国、巴西、印度等代表的“新兴力量”通过一个框架即G20并存。G20是两次金融危机的产物，1999年G20成立是为了回应“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G20上升为政治领袖的峰会则是为了回应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难得的走向新的全球治理和新的世界秩序的有利机会。笔者认为，这个组合是一度被国际政治、历史和国际战略学者吵得热烈的“国际权力转移”的解决方案。

这类框架之所以理想，是因为在21世纪“国际权力转移”和“多极化”的趋势下，全球化世界迫切需要大国协调，而不是相反。但是，目前的大国协调，从联合国安理会到G7，并不能满足政治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轮值G20事关全球治理的未来，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最重要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全球治理的进化是分“代”的。首先是全球治理的起源，比如19世纪产生、一战前崩溃的欧洲协调是全球治理在欧洲的最早实践起源；1945年左右，为避免世界重蹈世界大战而设计的二战后国际安排，因为冷战无法发挥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全球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呼声出现，开始探讨联合国改革方案，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也提上议程。但是，改革实质进展不大。到了21世纪，许多全球问题更加需要全球治理，但谁来提供全球治理？

而且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探讨、设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治理的构想、计划和倡议。笔者认为，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等新型的国际金融组织还不属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范畴。中国在许多场合不断告诉世界，亚投行等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无意“挑战”，即中国无意生产属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治理架构。这是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继续：不管是金砖合作还是亚投行都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顶多是“互补”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

这样的说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本意。但笔者认为，中国必须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有必要在发起亚投行等之后，再进一步地鼓励一些重要的学者及学术机构大胆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败，全球陷入严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现大混乱，甚至无序的状态（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欧学者对此十分担心），中国则不妨公开提出我们的全球治理方案，为一个更加有序的、包容的、民主的、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

还有一对矛盾需要厘清。世界上，包括中国，有许多人认为，中国高速增长之所以可能，与中国加入并成为“强化”现存的全球治理有关，中国在过去30多年从现存的全球治理中“受益”，尽管这些主张者并没有进行本文的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全球治理改革确实很复杂。即使认为过去中国的增长与现存全球治理有关，那也并不能保证现存的全球治理可仍然继续保证中国未来的增长与发展。

而且，经历了至少三代人的演变、发起这些全球治理结构并一度做出主要贡献的美国和欧洲（欧盟），与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方面，西方仍然需要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显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性，竭力维持现状。另一方面，也正是美国要对这些全球机构的失效、低效率、不作为、改革无进展、僵局等负有主要责任。不仅如此，美国在放弃或者抛弃当年发起、创立和维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另起炉灶之图谋和行动很多。比如，除了利用WTO，美国不顾不管WTO的死活，进行TPP和TTIP的谈判；美国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到现在也没有补缴的希望，至于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干涉，更是有一个长单子；最近5年，美国国会不同意IMF改革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现实、迫切又长远的问题是：现存全球机构向何处去？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旧的全球治理能够被改革而获得新生吗？或者，当旧的全球治理因疾而终之后，有无新的全球治理取而代之？新的全球治理是多元化还是相反？这是事关世界秩序的根本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讨论。

（作者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大学钱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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