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关于二战的梦魇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二战给世界文学与人类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观念上，文学家、艺术家在战后与战前有了深刻的不同。在艺术手法上，各个领域更是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进一步脱离了写实作风，现代意识和风格得到大大的强化、巩固和提升，甚至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这种现代风格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调“自我表现”，不要写实，虽然流派纷呈，但都借用抽象、变形乃至形而上的线条等手段来表现心灵感受，具有浓郁的象征隐喻色彩，这在绘画艺术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战给艺术家们带来巨大的心灵撞击，它所制造的空前的人类悲剧与无与伦比的惨象，更加强化了艺术家对这个世界无序、非理性的观感，也就证明其一贯所持“世界观”的正确，其艺术手法也就仿佛得到了确认。

文学艺术本来就是人类敏感的神经。在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世界著名画家反映二战题材的画作，其画面在常人看来都有怪诞的一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比一些用写实风格反映一战场面的画作更深刻、更淋漓尽致，更因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而叩击乃至撕裂我们的心灵。

群星璀璨的大师：

从毕加索到达利

提到二战时期的绘画，我们首先不能不说20世纪世界画坛巨擘毕加索。这位天才人物，以天马行空般的思维，不拘一格的手法，总是能将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本来面目揭示在我们面前。而关于二战题材的一系列绘画正是以他的一幅巨作《格尔尼卡》揭开序幕的。

这一画作表现的是作为二战的前奏——西班牙内战期间，法西斯军队派飞机轰炸西班牙小镇的情景：1937年4月26日，非军事小镇格尔尼卡正在举行市庆活动，受雇于佛朗哥的德国纳粹的飞机向集会的人群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还用机枪扫射人群。得此消息，正在巴黎应邀为即将举行的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绘制壁画的毕加索深感震撼，义愤填膺，慨然挥笔，画下了这幅举世闻名的大作。

画面上没有飞机、坦克、枪炮，甚至没有断壁残垣，但有奔跑号叫的人，向天张开的求救的手臂，错乱的马蹄人脚，嘶鸣的马，倒地而亡的士兵，绝望痛苦的母亲，木然屹立的公牛，惨然而照的灯，这些形象以大地为依托，不规则地错杂地倒在一起，形成一个撕裂开来而被随意措置的世界，凸现现代战争带来的残暴、痛苦、绝望、恐怖，这样的动态感极强的战争画面是前所未有的，甫一问世，就震撼人心。

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这幅画：“毕加索抗议法西斯暴行的巨幅油画《格尔尼卡》在世界人民的政治运动和艺术生活中掀起了波澜，那是20世纪美术界悬于高空的一颗明星。”画面中的每一个“意象”都具有象征色彩，正如后来毕加索就此画答记者问时说：“在那里，公牛代表暴力，马代表人，不错，我在那里运用了象征主义……”

无独有偶，同在巴黎为国际博览会作画的另一位西班牙现代绘画大师达利也日益感觉到战争的临近。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内乱的预感老是缠绕着我，激发我创作的欲望。在西班牙内战前六个月我便画了《内战的预感》，在撒满熟扁豆的地上，竖起一具很大的人体，其人体是手、脚、腕、脖相互交错……这完全是达利的预言。”

确实，这一预言是惊世骇俗的，人体像是被什么高高举起，极度撕裂大大地分开，而人的面孔是绝望至极的痛苦、无奈、悲愤、恐惧，让人一瞥难忘，天空布满乌云，茫茫大地险象环生，整个画面如同充满血腥味的噩梦，画家以此表现了对战争的想象，也表达了内心的抗议。这样的观感在达利稍后的作品《怪物的发明》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毫无疑问，达利将战争比作怪物，画面是一堆怪物组成的世界：母性的河中怪物是女人和马，表现男性内心所藏的怪物是着火的长颈鹿，猫和天使是异性爱的怪物、砂计时器代表形而上的怪物，画面左下角是一些侧面像，达利把自己和妻子加拉的头像也画上去了，表示的是感性的怪物……这幅被认为是达利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预言性的纪念作，大约表现的是战争这一个怪物给世界带来的一切异化吧。

同一时期，毕加索表现战争题材的还有《猫与鸟》，同样运用象征手法，表现战争逼人而来的恐怖气氛；《安迪伯夜钓》，画幅中间的是两个渔夫，一个眉头紧锁，正往水中窥探，一个正手持钢叉欲刺大鱼，岸边从自行车上下来的两个衣着华丽的姑娘正紧张地注视着渔夫，周围是凌乱的植物和漂浮不定的发光体，而船下更有深不可测的水……这幅画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环境下的紧张、局促和压抑；《梳头的裸妇》显现的是结构怪诞却异常肥硕坚实的侵略者形象，整个身体蹲踞而扭曲成一巨大的卐字，极像一头怪兽：怪异的脚一踩地一前伸，机械式的双臂一扭曲向上，一做纳粹军人敬礼状，双面合一，人唇兽鼻，双目斜视，这一形象仿佛告诉人们：法西斯分子正在小憩，下一步还将吞噬无辜生命……

旅美画家群体

二战爆发以后，欧洲有一批艺术家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其中有著名画家夏加尔、基里科、恩斯特、达利等，他们虽远离战火，但是战争给他们心灵所笼罩下的阴影挥之不去，所以战争主题仍然从他们笔下强力地展示出来。

出生于俄罗斯维捷布斯克（1887年）的马克·夏加尔，双亲是犹太人，来到美国并通过画展获得成功，但对受难中的祖国时刻不能忘怀，他画下《固执》，以表达对被战火包围的故国人民的挂念，同时对法西斯深表愤慨，燃烧的房屋、披头散发的母亲，战战兢兢的邻居，恍然的神父，尤其是一对母子乘坐马车惊慌逃亡的画面，既可以看到画家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无限担忧。

旅美期间，马克斯·恩斯特也以《母与子》为题表现对战争的感受：女人仿佛身着被火焚烧过的树皮，她牵引的孩子狮头人面，正待跨越海洋。大地上蹲踞着几只惊恐的鸟儿，一棵大树被烧得只剩下树干，孤零零地矗立……一切都是如此伤心惨目，不忍久视。而战争的残酷性在恩斯特的另一幅油画《沉默的眼睛》里更是触目惊心：“画面上那些珍珠般的圆球看起来就像是有生命的眼睛，又像是一个长满杂草的废墟，地面上有一个哀悼的女人。一切都变成没有生命的矿物世界。从这种角度来看，眼睛是没有生命的死者的眼睛，所谓‘沉默’就是象征‘死亡’。”（鲍诗度《西方现代派美术》）

二战时期，达利在美国的名作有《醒前一只蜜蜂飞自石榴而产生的梦》，毫无疑问，这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一幅画作：一只大石榴从中裂开，跳出一条大鱼，鱼的大嘴里跳出一头猛虎，猛虎的大嘴里又跳出一只猛虎，它们同时扑向裸睡的女人（妻子加拉），猛虎松开的爪子下还有一支带刺刀的步枪正扎向加拉……这幅画的寓意十分明显，世界局势十分险恶，战争的威胁无处不在……

有悲剧就有悲伤。纳粹上台后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带来了恐怖，也激发了义愤，生于瑞士伯尔尼的保罗·克利所画的《悼念》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可贵的是画上并没有呈现哭泣、悲愤、抗议的场景，而是整幅都画成格状小方块，线条并不十分平直，从而给人以轻轻的摆动感。当中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位女性低首闭目的头像，她并不是在嚎啕大哭，而像在感受内心中深切的痛苦，并在痛苦地追问与反思，这种素描主题风格语言不多，却意蕴极深，极富穿透力，让人联想这位女性是犹太民族的象征，而作为背景的一个个小格子，也就象征千千万万牺牲的亡灵。

战后二战题材绘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艺术家们心中激起的波浪和留下的阴影久久不能平复。即使到了60年代，许多画家仍以战争作为绘画的主题。

夏加尔的《战争》就是这场战争深深烙印于画家心灵的表现。他把二战的现实与犹太人苦难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画面中有一头巨大的牛，牛的眼睛大睁，仿佛在看这不可理喻的世界，流露出无限悲哀；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推到远远的后方，仿佛人们忘掉了历史，忘掉了救赎，而左侧则是燃烧的火焰以及被焚烧的村落、人群、动物，正中偏右还有逃难的马车、人群，战争让这整个世界都变得“非人间”一般混乱不堪和岌岌可危，似乎还无得救的希望。

这一主题在夏加尔的名作《天使的堕落》上得到进一步延伸，鲍诗度在《西方现代美术》一书中对这幅画作了这样的解读：“画面以蜡烛为中心，辅以受难的基督和圣母；基督背靠着由空中的灵光形成的圆顶，腰间缠着犹太人的圣布……神父正在宣扬律法，表情里掩藏着深重的悲郁。牛在专心致志地演奏小提琴，可是音乐能抚慰整个世界吗？圣母圣子一同被描绘进去，但他们拯救不了这场悲剧。基督的脚被烤焦大地的灾火焚烧，他忍耐着。”画作形式上意味与反思性无疑是很强的，至于是否如论者所言“受上帝制裁的天使是罪魁祸首，是世间邪恶势力的象征”，倒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过头来，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梦魇，而表现这一梦魇的最好形式或许正是应运而生的现代派绘画艺术。通过以上画家及其画作的列举，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画家面对二战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面对人类的苦难，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竭尽全力再现了战争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印象，揭示出战争的残酷本质，追问和反思邪恶的本源，以种种似乎超现实的夸诞画面震撼了人类的心灵，在世界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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