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越来越复杂的国际问题

木冈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将于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能成功吗？

    2009年12月19日，备受瞩目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未能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件的情况下闭幕。尽管如此，但《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难得的共识。也正是如此，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很多机构和个人都表示对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认为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不过，根据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两年以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年会也就是哥本哈根大会要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按照此标准，哥本哈根会议毫无疑问是失败的。也正是如此，很多人对此《哥本哈根协议》表示失望，当然，也有学者对国际社会能够就气候变化达成一致性意见表示根本怀疑，哈佛大学经济系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我们不妨以库珀教授的观点来做一分析。

    库珀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首先从程序上检讨了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欠缺。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任何一个小国家都可以利用“平等”发言机会阻止会议日程，有一个小国家让整个会议浪费了半天的时间，而伊朗、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家的代表更是在会上大肆攻击否定资本主义，将此作为宣扬本国意识形态的场所。尽管国际事务中需要坚持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原则，但是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面前，各国是否都能发挥同等作用确实是一个未知数。

库珀教授同时认为，不仅仅是会议的程序和形式存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的途径——配额交换制度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等新兴国家）没有理由接受任何阻碍他们经济发展的减排目标（quantitative target），但是为了防止气候变化，这些发展中国家又必须被包括进来。库珀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在牺牲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在他看来，减少贫困（或经济发展）比缓解大气变暖更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所以在有关配额交换制度的国际谈判中就会有这样的尴尬：发展中国家不会签署牺牲自己经济利益的条约；他们签署的条约不会损失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就不会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同时，库珀教授还认为，目前基于污染许可证和配额而建立的减排机制就有问题，因为它们是由政府制定和分配，这就意味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有更大的权力和“寻租”空间。而无论如何谨慎地制定配额制度，最终的结果都会有无数漏洞，很难达到减排目的。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是，“碳抵销”（carbon offset）的定义和标准就非常含糊不清，企业可以在其他国家重新部署排碳量大的生产，或者声明在其他国家保护了多少森林，政府很难跟踪核实。也正是如此，库珀倾向于以国际协调的碳税，通过价格变化达到减排目的。

而很多人认为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之所以会失败，这不仅仅因为各国往往考虑自身利益多于全球共同利益，还因为世界秩序的结构设计并不适合解决那些不承认国家边界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反应是缓慢的而非即刻，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人都不能立即面临到它的压力，甚至还有很多机构根本就认为气候变化是个伪命题。比如说法国著名地质学家阿莱格尔，他曾在1986年获得素有“地质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福德奖”，2006年，他在法国《快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称气候是否变暖尚属未知，而且也不一定是由人类引起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某些人赚钱的“工具”。阿莱格尔的观点受到很多学术界的反对，但也有很多人支持，这更是为各国阻止气候变化采取实际行动增添了障碍。一个最为生动的现象是，美国和加拿大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之后却宣布退出。

    事实上，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一家名为“国际政策态度”的机构在以“美国气候变暖”为主题的调查中出现了这样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大约63%的美国人认为“环境保护是如此重要，再高的要求和标准都没有错，必须不计成本持续改善环境”，59%的人以同样的态度支持《京都议定书》，反对者仅为21%。但是却有52%的美国人称，如果一般的家庭每户每月要为加入《京都议定书》承担50美元成本，那么他们就会拒绝支持《京都议定书》；如果涨到100美元以上，那么《京都议定书》的支持率就只有11%了。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面对保护环境的议题时是那么的热情高涨，甚至是“不计成本”，而一旦将具体的成本摊在其面前时却又瞻前顾后，甚至不惜予以反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没有成本观念时，人的行为是不受理性支配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宣泄，因此才会有“不计一切代价保护环境”的豪言壮语，在发生一些特殊事件时会有如此反应。

而一旦有成本平均分摊到人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会认真衡量成本和收益，他们对保护环境而做出的各种热情也就会丧失：浪漫主义的环境保护理想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所羁绊。为什么成本收益分析如此重要？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是，资源是稀缺的，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和政府，我们每个人的收入都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资源内来对各项支出进行分配——我是把这个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中去，还是其他方面？

    各国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作的反应也是如此。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如果减少碳排放，这意味着很多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承担经济放缓的成本。各国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没有强制力的国际社会，恐怕还是一个问题。也正是如此，我们对将于今年11月30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不要抱过高的期望。

（作者为知名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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