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关于“二战”的寓言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整七十年了，但是，对于这场人类世纪性的浩劫，对于这场全球十数亿人口被卷入，数千万人被现代化武器所杀戮，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血腥战争，人们似乎还记忆犹新，因为这一巨大的伤痛是深深地镂刻在人类的心灵中了。它像一面巨大的铜镜，可让人类藉以观察自身先天和后天性的弊病与不足，反思人类自己的历程与命运。

    作家是人类最清醒的神经，因为深刻地洞察人类社会、审视人类历史正是一个优秀作家的使命。伟大的作家，其视野是宏阔的，其所关心的是整个人类，即便其写作的落脚点是某个国度、某一地区。自古以来，好的战争题材的作品也是如此。

    今天，世界大战那残酷的场景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是，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否永远地断绝了呢？是否仍会产生规模较大、有多国卷入的局部地区战争呢？还有，有些国家是否会发生民族战争与内战呢？这些问题我们仍然不能轻易给出答案，也就是说，人类的群体撕裂开来互相残杀是否已作为人类的“基因”永久潜伏呢？为什么会有这一基因呢？这一基因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放大，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被遏制呢？这一系列问题悬而未决，恰恰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了驰骋的疆域。

寓言1

洗脑者的游戏

    首先，托马斯·曼的《马里奥和魔术师》是值得注意的一篇，因为它以生活中的一个故事喻示了“法西斯”是如何掌控了人心，从而驱使人类走向战争的。

这部勉强算得上一部中篇的作品是托马斯·曼在上个世纪30年代怀着深切的忧虑与愤懑写下的，其时正当欧洲法西斯势力渐渐兴起并日益猖獗。情节并不复杂，写的是作者(第一人称”我”)带领家人到意大利去度假，偶然在一座小城观赏了一场魔术表演，魔术师西帕拉在演出中以其巧计逐渐征服观众，使之甘心受愚弄，并用被明令禁止的催眠术，迫使观众听他摆布，对他俯首帖耳。

如果不是懂得作者的寓意，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只是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其中一节写西帕拉将一位女士催眠后，她无论如何都跟着他走，即便其丈夫不停呼喊也无济于事：“他（丈夫）又喊了好几遍，因为眼看着夫人离他越来越远，他甚至抬起一只手拢到嘴上，在呼喊时还挥舞着另一只手。可是，这充满爱与责任感的可怜喊声却在迷失者的背后无力地消失了。安乔列利太太像夜游似的悄然滑行，宛如中了邪，充耳不闻，飘然而去，走进中间过道，再顺着过道追随招手的驼背向出口处走去。那印象既令人信服又彻底充分：只要主宰她的人愿意，她就会跟着他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可见骗子的“魔力”之深，又可见人是多么容易被洗脑、被蛊惑而迷失。到了“巅峰”状态：“喀耳刻的魔杖这个呼呼作响的爪形柄皮鞭（指西帕拉的道具），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我记得那时午夜肯定已过去了好久，小小的舞台上大约有八或十个人在跳舞，大厅里也有种种活跃的景象。一个英国女人戴着夹鼻眼镜，长长的牙齿，根本不用魔术师为她操心，就从自己那一排走了出去，在中间的过道上表演了一个塔兰台拉舞。”

    人们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魔力。读到这里或许就能明白当年为何德意志举国若狂。但是，这个魔术师因为取笑咖啡馆侍者马里奥的爱情，甚至装作其恋人而要马里奥吻他丑恶的嘴脸，马里奥在魔力的导引下吻了他，却在鞭子的偶然一声碰响中惊醒，狂奔到台下，最后给了这个骗子一枪，结束了一场闹剧。这说明人民总会觉悟起来并予以抵制与反抗。

    小说出版后被墨索里尼列为禁书，说明这部作品正好点中了法西斯的要害与死穴。

寓言2

荒诞与死亡并存的流放

    如果说《马里奥和魔术师》以形象的比喻告知人们，法西斯是如何蛊惑人民而为所欲为的，那么，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则是以恢宏的场面、紧张急迫的气氛描绘了人民是怎样与“瘟疫”一般的法西斯侵略做斗争的。

小说从医生贝尔纳·里厄的视角写出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一开始是里厄从他的诊所里出来，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接着，在城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死老鼠，已有人接二连三地死去，表明一场瘟疫已然降临。里厄与他的朋友们投入这场斗争，很快，鼠疫肆虐，城门已关闭，全城居民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里厄他们日夜奔忙，救助、抗争。他们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试验制造抗鼠疫的血清。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了许多重大牺牲，他们才最终战胜了鼠疫。

这是一部明显的象征小说，但作者写的确实是一场瘟疫的流行，写得形象逼真。作品完成于战后，酝酿却在二战期间，早在1941年，加缪即已在研究瘟疫流行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很容易将战争灾祸、恶势力猖獗与瘟疫联系在一起，但他在写作时并不是仅凭幻想，而是以严格真实的细节写出了现实感极强的人间生活。

毫无疑问，《鼠疫》的寓意是强烈的，正如加缪所言：“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承受的威胁着人、将人流放的环境。”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曾经指出：“小说中最恐怖的氛围与境况还是死亡，它不言而喻意味着极度的痛苦，完全的黑暗，彻底的毁灭。这种种境况就是加缪在小说里所认定、所描绘出来的荒诞世界图景——与人的生存愿望、正常人性要求合理的社会理想完全相反的反人道的荒诞世界图景。”他认为：“对于《鼠疫》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与如此重要的现实指定，就足以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四十出头的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

寓言3

极端事件笼罩下的预言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5年，前苏联就有一位作家天才地预见到十多年后莫斯科将要遭遇一场邪恶势力围攻的危机，这位天才作家就是以一部《大师和玛格丽特》享誉全球的米·阿·布尔加科夫，他的成名作、幻想小说《不祥的蛋》，描述了1928年夏天一场“不可思议而又骇人听闻的灾难”。正当危急时刻，还是天降奇寒，挽救了莫斯科……

这篇小说最后的结局使我们想起了1812年莫斯科反抗拿破仑军队入侵的往事，但毫无疑问，作者不是在怀古，而是寄托了对未来的隐忧。一战后，纳粹在德国兴起并逐渐攫取了政权，希特勒在到处摇唇鼓舌，妖言惑众，德国政坛波诡云谲，极端事件接连发生。也许正是对这一形势的了解，敏感的作家才预感到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将与德国有一段不寻常的遭遇，他运用想象，设计了一个极端事件以预示莫斯科将会有一段残酷的经历。

小说中所写的莫斯科城的恐慌场面与紧急动员，多么像十多年后纳粹德军来侵犯的情景。因此，我们不禁惊叹布尔加科夫在1925年就写出了这篇小说，比《马里奥和魔术师》《鼠疫》早问世十几二十年。后两者是否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不得而知，但下面这个细节颇有意味：《鼠疫》中里厄医生发现第一只死老鼠，与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佩尔西科夫教授发现那束诡异的红光是在“同一天”——4月16日。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当然，这三部小说都没有一个字提到法西斯邪恶势力，我们完全可以不将它们仅仅看作二战反法西斯小说，因为好的小说能够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更深的思索与启迪。正如柳鸣九先生的分析：“特别是他（指加缪）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鲁与里厄分别指出‘每个人身上都带有鼠疫，世界上没有人是清白的’，‘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也s许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类的苦难。’这样，加缪在《鼠疫》中也就把他关于荒诞世界的哲理大大拓宽了一步，加深了一步，并将荒诞的根由指向人类自身的过失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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