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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为创新创业松绑的深层挑战

作者:傅蔚冈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06-17 22:37:30

摘要: 在6月4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学历等限制,营造创新创业便利条件。坊间对户籍的不满由来已久,此次总理表态,又被不少媒体视为是户籍制度不适合创新创业的表现。那么,户籍制度究竟该如何改革才能适合创新创业?

户籍改革为创新创业松绑的深层挑战



    在6月4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学历等限制,营造创新创业便利条件。坊间对户籍的不满由来已久,此次总理表态,又被不少媒体视为是户籍制度不适合创新创业的表现。那么,户籍制度究竟该如何改革才能适合创新创业?

    从目前各地的举措来看,无非是政府会出台对人才的各种政策优惠。比如说上海近期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指出,对获得一定规模风险投资的创业人才及其核心团队、在本市管理运营的风险投资资金达到一定规模且取得经过市场检验的显著业绩的创业投资管理运营人才及其核心团队、市场价值达到一定水平的企业科技和技能人才、经营业绩显著的企业家人才、在本市取得经过市场检验的优异业绩的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及其核心团队,予以直接入户引进。

    事实上,政府一直不缺乏对人才的渴求,即便在严苛的户籍制度下,也存在着一定的流动空间。我们也可以把原先的高考视为是人才选拔机制,在城乡分裂的中国,只要通过高考,那么就能农转非入籍城市。还是以上海为例,早在2002年就开始实行人才居住证,本意是想通过此种办法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为上海引入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在2013年后,人才居住证制度又变为居住证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居住证持证人的“条件管理”相对弱化,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设置相应的指标体系,对持证人进行“积分管理”,持证人可凭分值享受子女教育、社会保险、证照办理、住房、基本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待遇。

    人才可以带来GDP,各地政府自然会竞相吸引人才。政府选择人才的标准无非是教育背景和社会财富,此前,持有博士学位和拥有一定投资额的企业高管大都可以通过既有的人才引进体系获得户籍。但问题在于,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和企业高管毕竟很少。即便在历经了学位大跃进的今天,在读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了12万,但是这个数字和中国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相比,还是凤毛麟角,这意味着此前各地的人才引进实际上只是对极少人开放。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士参与创业的人本身就少;而参与创业的人,在功成名就之前也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青睐。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在最需要获得公共服务时,他们往往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支持。

那么,现在各地政府为了创新创业而推出的优化户籍制度能否解决此前一直存在的问题?不妨还以上海为例。考虑到上海此前的人才评价制度过于依赖学历,而不是依赖于市场的发现,上海在《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市场发现、市场认可、市场评价的引才机制,推动人才引进由体制内评价为主向市场化评价为主的转变,以市场评价方法统筹体制内外人才引进条件,落实市场主体对创新人才的最终评价权。”据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场主体评价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薪酬评价(社会贡献)、第三方评价和投资评价。薪酬评价是指通过体现人才价值和社会贡献的市场化薪酬水平(社保缴纳基数和个人所得税)来判别人才;第三方评价是指通过第三方组织的评价结果(如国际权威的大学排名等)来判别人才;投资评价是指通过创业孵化器和风险投资机构的筛选机制来判别人才。

    必须要说的是,现在的政策比以往由政府判定人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种依赖薪酬来评定人才的标准却带来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机构成立专门的投资基金来解决户籍问题,从而导致套利行为发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难道创新型企业只需要领军人才,而不需要普通劳动力?或者说,一个企业只需要解决其高管的户籍问题就可以了吗?更进一步,是不是只要解决了那些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户籍问题,就能解决了此前困扰超过几亿人的户籍问题?

此前各地方都想要那些能给其增加税收、同时带动就业的高端人才,对于那些只是享受公共资源、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并不多的普通务工人员就不那么待见。这种想法不仅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中也有广泛的影响,甚至有学者为地方政府的歧视性公共服务提供各种各样的正当化论证。需要指出的是,衡量个人贡献度的做法非常有问题,原因就在于个人的贡献并不只是体现在单个人的收入上,他的贡献是和一个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以餐厅服务生为例,尽管单就个体而言,这个服务生的工资可能低于这个城市的平均水平,他所缴纳的税费也可能会小于其子女在这个城市中受教育而获得的政府财政支出。但对一个城市而言,服务生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收入和税费,而在于他的工作解决了其所服务人群的吃饭问题——这部分人的收入往往比他更高,让这部分人不至于要为中餐而烦恼,进而提高了这个群体的工作效率。在传统农村,这种活动都是必须由个人亲力亲为,但在城市里却可以通过社会分工得以解决。

    这就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城市的活力并不在于城市单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村高,而是社会分工提高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在硅谷和中关村,这些高技术扎堆的地方还需要有各种低端产业,如餐饮服务业。假如把谷歌创始人搬到鲁滨逊的那个岛上,他能做出什么样的成就?也正是如此,那些一流公司往往要有一流的大厨,一流的清洁工,只有更好的后勤服务,专业人才才能提高其工作效率。

但问题来了,那些清洁工和大厨是否也能获得户籍?显然很难。那户籍制度改革还是要面临此前的困境,那就是政府主导的落户标准与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背道而驰。到目前为止,各地都是设想通过居住证制度筛选出当地所需要的劳动力。这种办法看起来很科学、很规范,也便于操作,但因为目前的各种条条框框,这种以政府标准筛选出来的人才能不能经受市场考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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