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缩的对策（下）

通缩将会持续

    能源效率的提高、页岩气革命、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正在改变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型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供需缺口加大，直接导致了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这是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变化带来的“正向供给冲击”，同样对全球资源价格产生向下压力。

    石油价格下跌对我国进口成本下降以及“上游”价格下跌都产生一定影响。简单估算，油价下跌40%将给CPI和PPI带来约0.4和2个百分点的回落，但油价下跌增加中国贸易顺差，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我国钢铁、铜、铅、锌等金属消费量均占世界消费总量的一半左右，其中相当多的原材料进口依存度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降低我国工业品加工成本有利。

此外，“正向供给冲击”也来自于那些不可忽视的新兴业态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一方面，互联网革命、电子商务以及流通业改革使得渠道被大大压缩，大大节约了流通费用，带来物流成本快速下降。另一方面，自2012年三季度起，服务业增速绝对值开始大于工业，二、三产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将导致PPI走弱。总体而言，供给曲线相当于边际成本曲线，这种来自于供给侧的改善，降低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总成本，并进一步推动物价总水平下降，具有产出扩张的经济特征，反而提升国民经济对“通缩”的承受力，对经济影响总体偏良性。

美元升值周期也带来“货币冲击”。自2011年以来，美元步入升值周期，其通过两个渠道产生货币冲击。一是美元作为全球计价货币的价格传导效应。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都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形成负相关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启动，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过程中，美元升值效应将通过 “进口-购进价格-PPI-CPI”的渠道影响价格总水平，从而可能会加剧未来一段时间的通缩压力。二是美元升值引发的全球货币供给冲击。鉴于美元在决定全球流动性方面的核心作用，一旦掌握全球货币“总阀门”的美联储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之后，全球的货币基数将由停滞转为下降，势必导致全球总体“资金池”水位下降。事实上，在1980年至1985年和1995年至2001年的两轮美元升值周期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形。根据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估计，美联储加息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收紧2.3万亿美元流动性，如果利率经过几年从0%提高到4%左右，就相当于全球收紧9.2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在全球新的美元环境中，本轮通货紧缩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

自2012年以来，中国公共债务占GDP 比例以每年8-13个百分点的速度加速上升，远远高于过去10年来平均每年升幅4个百分点的水平。其中，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最快。目前，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率已经远超90%的国际警戒线。由于风险偏好的改变，“现金为王”成为人们更多的选择，这直接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造成名义利率下降，供给出清要通过价格降低来实现。

对策建议

对于中国经济当前的通缩形势不必过于惊慌，应区分不同性质的通缩，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不能简单地反通缩，也不必过于担忧通缩，进而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新的“政策后遗症”。政策着力点把短期的需求管理和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通缩时期”要素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的好处，趋利避害，加快金融、财税、要素等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通过“优质产能”置换“落后产能”，通过“新供给”替代“老供给”，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第一，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把央行信息披露和沟通作为管理通货走势预期的重要工具，进一步加强对通缩的预期管理和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指引，不应过分夸大通缩严重程度，使社会公众形成自我加强的通缩预期。此外，有必要降低存准率，来满足外汇占款大幅下降带来的基础货币缺口，同时进一步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降低逆回购利率传导机制降低短端货币市场利率以及通过PSL、MLF甚至LLF等引导中期政策利率，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货币条件。

第二，财政发力与增效并举，提升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一是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实现“营改增”扩围、消费税的调整、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涉企收费的清理、预算管理改革框架的出台、专项转移支付的合并整顿等六大方面落地。同时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同时强化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功能，综合运用优惠税率、加速折旧等方式，不断改革和完善相关措施服务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宏观战略。二是提高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建议2015年中央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到1.7万亿-1.9万亿元、扩大赤字率至2.5%-2.7%，集中于公共产品投资。三是进一步发挥财政的乘数效应、杠杆效应，引导公私合营以及PPP模式创新。

第三，加快要素价格机制改革，取得重点领域的实质性突破。要把深化价格改革和稳定物价总水平结合起来，进一步凸显各类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分量。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规划，不能再久拖不决，久议不断，要明确要素价格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稳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第四，提高资本存量和产出效率，积极推动创新投资布局。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我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当前，一些政策仍偏重于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硬投资，而忽略了技术创新、研发投资、人力资本方面的软投资，这很可能只关照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可能导致长期经济竞争力和增长质量下降，因此，投资动力的转换是增长动力转换的前提。

    第五，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储备，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围绕“一带一路”应做成若干有影响力的重大工程项目，并落实早期收获成果。鼓励国内企业和沿线内陆沿边地区依托现有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通过合作、合资等灵活方式，在境外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种类型产业合作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带动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全面对接全球价值链。还要注重“社会民生工程重大项目”。一是要加快民航及新一代空管系统建设、城际快速轨道网络、城市公共交通、油气管道及储气库建设、下一代信息技术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等。二是正式启动“十三五”基础设施专项规划预研，前瞻性地制定“2030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快构建联通国内外海运水运网、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形成互联互通的总体布局。三是建设四大基地和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接续区：在中西部建立一批国家能源基地；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建设装备制造业基地。四是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大力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形成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高技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另外，以低碳、环保、节能为重点，应加快天然林保护区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推进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的绿色工程；推进能源革命，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加快大型水电站、太阳能电站的建设，加快沿海省份核电的发展；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产业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等循环经济工程。

（作者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