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新的“实践理性”

李波

最近读到一本书叫《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和世界》，作者是罗马俱乐部的元老级人物、挪威人兰德斯，他表达了对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崩溃的担忧。早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就发表过《增长的极限》一书，批判线性增长的乐观思维。在《2052》这本新作中，尽管作者承认世界看起来比40年前要乐观一些，但仍认为世界未来面临巨大的生态文明、经济发展差异、政治冲突风险等巨大挑战。前苏联崩溃、柏林墙倒塌距今天已经25年了，但当今很多国家在宗教与政治冲突中崩溃，我们看到全球的环境、战争等各种问题治理起来很困难。我相信因为这25年的观察与事实的教训，欧洲人也包括一些美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虽然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仍然拥有霸主地位，但美国对未来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已经是力不从心，而且美国内部矛盾很多，有孤立主义的传统。

美国国务卿克里曾经在当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擅长摧毁“恶势力”，但是在社会治理方面缺少耐心与经验，所以克里的主张是中美需要“合作共治”。可以看到，过去十几年美国对待伊拉克的做法也是简单粗暴没耐心，把伊拉克弄得满目疮痍，然后说走就走。美国作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国家，其“牛仔式”的做法和西方基督教一神论传统下的思维模式，导致其很难去欣赏伊斯兰教思想主导下的民主政治+多元社会的模式合理性。所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

在社会治理方面、在维护多元信仰体系方面，中国人显示出更大的耐心。我们可以说这种耐心的来源就是梅花牡丹精神的结合，意味着对原有制度有更多的包容而不是强势的替代。中国宗教发展融合历史上显示出的“多元包容”基因，更多是牡丹精神基因。比如在唐朝实现三教合一、在宋朝犹太人融入中国社会等案例，都证明了在中国宗教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社会分裂。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独特历史经验与文化特点，西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始终抱有希望，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美国式治理”的另外一种选择，或者说期待中国在强大过程中能够给世界稳定提供另外一种治理“实践理性”。

“一带一路”是一个明显的战略上的主动出击决策，是一个让世界看到中国诚意的机会。其实在“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前，中国士兵在海外维和人数就排到了第一。这次中国也派出很大力量去非洲抗击埃博拉，可以认为，未来世界还会有很多地方需要中国人参与维和、灾难人道救援、环境治理。尽管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应速度和公关效果仍然受到一些批评，但总体上中国是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大国责任。这次50多个国家加入亚投行，表明“一带一路”的策略有了落实的基础。亚投行发起人中包括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我个人体会是，欧洲国家精英中有许多实际上是极不满意美国霸权主义做派的，但谁又都不愿意出头反对美国，亚投行给了一个表达复杂心理的机会，这个世界不希望把筹码都押在美国上，还在观望中国未来是否能够承担好世界和平与发展治理的角色。

我们自己看自己应该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不是那种霸道的帝国主义，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王道文化基因和温和、讲理的治理方式，而且曾经作为帝国的我们一直在表现如何对于别国进贡给予更多大度的回馈。与那些曾经奉行帝国主义实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帝国历史的确呈现出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包容宗教冲突、阶层冲突、多民族冲突的治理方式。未来的世界治理秩序形成极其需要这种新的实践理性。

（发言嘉宾为华夏经济学基金会文化创意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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