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核框架协议：难一劳永逸

■黄日涵 梅超

    在瑞士洛桑经历了8天马拉松式的谈判后，4月2日，与会的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等六国与伊朗宣布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为6月底前达成最终全面解决方案打下基础，这一消息引发了伊朗民众的热烈庆祝。  

    虽然美国一再强调可以提供安全保障，然而美国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和沙特并不买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伊核协议“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要求伊朗在6月的最终协议里承诺以色列的生存权。沙特仍然担忧伊朗保留的核设施可以让伊朗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并且希望保持与伊朗具有同样的核能力。矛盾依然存在，前途依然充满变数。

伊核问题的历程

    20世纪50年代，伊朗的核能源开发活动就已经启动，当时的伊朗政府巴列维王朝，属于亲西方政府，格外受美国器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至20世纪70年代，伊朗已拥有一个零反应堆、6个核研究中心和5个铀处理设施。1971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西德的协助下，1974年伊朗在波斯湾港口城市布什尔开始动工兴建核电站。由此可见，巴列维时代的伊朗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核能合作，获取了关于核技术的最初知识和少量核材料。

    然而，伊朗与西方的蜜月最终被爆发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所终结，伊斯兰政权曾一度中断了所有的核计划。西德帮助建设的布什尔核电站也停建。两伊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朗恢复了核技术的研发。1980年美伊断交，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强力遏制伊朗的核计划。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伊朗周边发动多场战争和军事行动，包括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这都刺激了伊朗的敏感神经，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中东地区保有大量驻军。这一举动，让伊朗觉得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伊朗开始加大核武器研发。

    2003年2月，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宣布伊朗已在雅兹德地区发现铀矿并已成功提炼出铀。同年10月，在德国、法国、英国积极斡旋下，伊朗中止了铀浓缩活动，并于年底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然而由于谈判各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伊朗在2005年8月又重新启动作为铀浓缩准备阶段的铀转化活动。在次年的1月，伊朗又开始了核燃料研究工作，此举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并最终导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暂停所有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但伊朗方面并没有就范。

    2010年，伊朗第一座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投入运营，伊朗核危机进一步深化。为了解决伊朗核问题，各方不懈努力，在2013年11月，与会六国同伊朗方面就核问题达成临时协议。各方计划在2014年7月达成最后协议，但由于各方分歧太大，谈判又一直持续到了11月，仍然无功而返，谈判不得不再次宣布延期7个月。

大国博弈的焦点

    伊朗核问题之所以扑朔迷离，归根结底还在于夹杂了太多的大国利益。伊朗核问题中最关键的国家毋庸置疑是美国。对于美国而言，插手伊朗核问题不单单是出于石油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是基于国际战略的层面。

    一方面，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必须在伊朗核问题上抢占先机。伊朗地处里海和波斯湾两大世界能源基地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扼守霍尔木兹海峡，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全球大约四成原油运输都必经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全球原油供应的“战略要道”。此外，地处阿富汗和伊拉克之间的伊朗具有更重要的地缘战略作用。美国通过“阿拉伯之春”驯服了中东的大多数国家，剩下的强劲对手只有伊朗了。如果美国扳倒了伊朗这一宿敌，就可以将两伊和阿富汗连成一片，更好地控制中东地区。由于乌克兰危机导致了美俄关系的恶化，也导致了美国影响力的下滑，美国希望通过解决伊朗核危机迎来转机，尽量减少受俄伊关系的牵制，这样才能有效地在战略上遏制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竞争中取得绝对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需要在伊朗核问题上加快进度，美国欲从中东乱局脱身，加速重返亚太的步伐。中东地区被誉为全球的“火药桶”，美国从2009年提出“重返亚太”以来一直希望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从而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然而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遗留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众多问题困扰美国多年，加上最近的伊斯兰国，已经让美国捉襟见肘、精疲力尽。因此，美国希望借助鲁哈尼政府上台的这一机会，实现美伊关系的缓和。

    伊朗核问题对于俄罗斯而言也同样重要。一方面，俄罗斯希望与伊朗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认为可以借用伊朗的反美力量牵制美国。虽然眼前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有缓和的倾向，然而，美国要与伊朗走近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期间，俄罗斯仍然可以有效发挥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伊朗都是油气大国，俄罗斯认为应当加强与伊朗在能源方面的双边合作；俄罗斯希望拉拢伊朗建立“天然气欧佩克”，通过这种“强强联合”可以将两国能源优势扩大化，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欧盟方面则忧虑伊朗谋求核武器成功后会对未来欧盟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威胁，影响欧洲整体的安全。一旦伊核危机进一步升级，并最终引发不可避免的战争或冲突，将导致大量中东难民流落欧洲，极有可能引发民族宗教等问题，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在伊核问题的谈判中，英、法、德积极参与。一方面，它们希望通过这一谈判，扩大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特别是争夺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避免自身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英、法、德三国也是出于欧洲整体发展的一个考量。目前欧洲的经济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后续效应仍然在发酵之中，如果再有新的变数增加，很有可能对欧洲经济的复苏产生致命的影响。

    中国也一直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一方面，中国是出于防止全球核扩散的目的，不赞成伊朗发展核武器。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就必须在世界事务中掌握话语权。此外，伊朗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关键一环，解决伊朗核问题，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另一方面，中国也要考虑维护自身能源安全的需要。2014年中国进口石油3亿吨，对外依存度逼近六成。尽管目前中国已经建成四大国际能源通道，但是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原油依然占总进口量一半。由此可见，维持伊朗局势稳定，对维护中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文明冲突的困局

    讨论伊朗核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只重视经济利益，石油战略层面的因素，却忽略了文明冲突层面的较量。美国会采取敌视伊朗的外交政策，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还在于美伊之间的“文明冲突”。笔者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12年的撰文中曾经提出，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并且一直以来都标榜自己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向全世界宣扬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理念。而伊朗文化的起源较为复杂，包括波斯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巴列维时期的西方文化因素，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伊斯兰教文化。

    伊朗依靠强大的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美伊两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难以相互理解。这正符合了塞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观点。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寻求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通过实行伊斯兰教法来贯彻真主的意志。在社会生活层面，反对现代化和世俗化，主张教育伊斯兰化。美国则是信仰基督教的世俗化国家，强调民主、自由和政教分离。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教义，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 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及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该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美国和伊朗分别是这两大宗教的代表性国家，美国推行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与伊朗追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地区发生了激烈碰撞，文明领域的冲突加剧了美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综合来看，伊朗核问题夹杂了大国力量的博弈、宗教文明的冲突，要彻底解决这一困局并非易事。目前只是草签了一个框架协议，离6月要达成的最终协议，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这一纸协议就算签署，能否一劳永逸，现在来谈还为时尚早。不过如果按照现行的模式发展，至少可以达成暂时的协议。但最终，伊朗核问题将如何演进，不仅取决于作为外部因素的大国政策和行动，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伊朗核问题最终的解决关键还在于伊朗本身。

（作者黄日涵为本报特约记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梅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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