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为何再掀热潮 《平凡的世界》:中国现实镜像

作者:周娆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03-18 21:34:00

摘要:《平凡的世界》在近二十年里魅力不减,近日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再次激发起一代人的记忆,其原因在于:当年孙氏兄弟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广大农村青年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想要凭借一己之力获得幸福生活的求学者、务工者,甚至面对着比小说更为残酷的生存压力

电视剧为何再掀热潮 《平凡的世界》:中国现实镜像

■周娆


    《平凡的世界》在近二十年里魅力不减,近日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再次激发起一代人的记忆,其原因在于:当年孙氏兄弟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广大农村青年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想要凭借一己之力获得幸福生活的求学者、务工者,甚至面对着比小说更为残酷的生存压力,不一定有大人物的垂青、朋友的真心帮助和高干子女的爱情。路遥的小说是这群平凡的人前行的灯塔,使他们获得了温暖和力量,获得了生存的动力。
一本现实之书
    《平凡的世界》是乡土中国的现实镜像。
    小说反映了1975-1985年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的点点滴滴,表现了普通人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坎坷命运,展现了他们为改变自身生活和命运走过的艰难历程,具有异乎寻常的时代意义。我们必须带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视野才能走进这个“平凡的世界”。
    小说由刚升入县城高中的农民之子孙少平的吃饭拉开序幕,沉重的民族苦难和历史苦难最后凝结为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学生们“欧、亚、非”的戏谑背后触目惊心地反映了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底层人民为生存而奔波,贫困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巨大阴影,孙少平尽管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还是感到比别人都矮了一头。
    1977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改革的前夜,新的思潮已经在人们心中涌动,孙少安分闲散地一事揭开了新生事物与僵化模式相碰撞的序幕。虽然这次较量以孙少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预示着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开始按照自己的思维想问题了,完全不同于人们在观看“阶级敌人们”在亲人陪同下进行示众性劳动时自愿而不自觉的盲从与愚昧。
    转眼间,我们的平凡世界走到了不平凡的1978年,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有一个上升期。双水村人们在生活上完成了脱贫致富的过程,孙少安的烧砖致富、金俊武的打粮种地、田海民的养鱼创收、金光明的养蜂发家等等,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各行各业共求富裕。人们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从政治中心论转向了经济中心论,从斗争哲学转向了发展哲学,从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转向表彰发家致富,这种转换当然是相当艰难的。田福堂当了一辈子支书,改革的到来使他不能再呼风唤雨,守着碾盘的他不愿意放弃双水村的政治权力。孙少安成为双水村“新一代的领袖”之后也为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所困扰,在砖场的用工问题上所遇到的苦恼,就不能不反映着社会变革中新的意识观念对固有的情感心态的冲击。人们甚至需要在剧变的社会环境中,“不择手段”地加入社会的竞争行列,如孙少平为当矿工“走后门”求医生、孙少安为发展矿厂“请客吃饭”等。
在城乡二元的等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当下,“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与“农村对城市的追求与向往”交织在一起,路遥对“城乡交叉地带”中的生活现象与矛盾冲突的细致刻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孙少平等人的经历缓解了当代农村青年在遭到城市排斥时的身份认同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文明本身存在的问题,路遥笔下充满温暖与道德的乡土又有可能成为他们新的安慰。更进一步,这种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结构(或“城乡交叉地带”)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中的中/西文化之间对峙是具有同构性的。人们面对城市生活,纠结于乡土与都市之间的心态与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过程中,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震荡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心态何其相似。
平凡大众的自我镜像
路遥在书中告诉我们:“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这样洋溢着信心和希望的表述,指引着我们不被苦难吓垮,不被失败打倒,朝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勇往直前。每一个为理想历经磨难的年轻人都是孙少平,经历着他经历过的“成长的痛”和“爱的代价”。平凡大众都在路遥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大农村青年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构成了社会的底基。这些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农村知识青年们在新时期的阳光中苏醒了,他们不甘心在农村像父辈一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为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努力,似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身份置换成记者、作家、教授、工程师才算成功。孙少平在得知郝红梅移情别恋爱上班长顾养民后很失落,为了平复爱情的创伤,他产生了幻想:未来的某一天,当“我”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这座城市”,再路遇郝红梅他们,会是怎样的情形?……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假想,也正是这种期待和假象促使无数的农村青年“进城”。
    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使更多的人局限在农村。他们被隔在城乡差别这道鸿沟面前,即使有才华有能力也难以逾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才慢慢地对农村开放。从县城的高中生到黄原的揽工汉再到大牙湾的煤矿工人,孙少平一路抗争试图跻身城市文明,中间经历了饥饿的煎熬、肉体的折磨、无处安身的焦灼、失去恋人的打击,在一次次对苦难的抗争中孙少平实现了从文化心理到人格精神的全面更新和铸造。这段特殊的心理感受和理想追求也是一批农村籍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
文学阅读在孙少平的成长之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无数优秀的图书改变并塑造着孙少平的精神世界,使他在苦难中拥有了一份真挚的爱情,找到自己精神的归宿。恋人田晓霞和哥哥孙少安来黄原找打工仔孙少平时,看到一个在超强度劳动后仍然可以在烛光下忘我夜读的背影,这里暗含着一个重要隐喻:只有书是驱散现实黑暗的一线光明。这也是无数底层青年努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象征。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孙少平身上体现了从“劳动者”到“劳动力”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已然为全球化在中国的加快到来埋下伏笔。孙少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打工者,包括他所从事的行业——建筑和煤炭,就是今天亿万打工者的原型写照。无数不安于乡村现状的农业“劳动者”,摆脱土地的束缚,纷纷来到现代大都市,为中国的全球化提供了最大量的“劳动力”。这一点也许当时写作的路遥并没有意识到。
纤夫的苦难哲学
《平凡的世界》创造了一种改革年代需要的苦难哲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苦难者们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在艰难困苦中塑造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这种苦难哲学仍然是底层民众的精神支撑,激励他们不断进行改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实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拥入城市。其规模之大,在一些学者看来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形成了新的一元,即流动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主要人群是青春年少的“80后”,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普遍接受过较高的教育,也注定要承受更大的生活磨难、经历更多的精神迷茫。他们的父辈或许还可以回归乡土,可是他们只能在土地与高楼之间挣扎生存。同样陷入生存困境的还有广大的农村学子和社会底层大众,他们无权无势无钱,城乡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他们在奋斗过程中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田晓霞曾把孙少平比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初到城市打工的孙少平为了生存去背石头,在后背上留下了累累伤痕,那身体被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贴着地面的纤夫形象,是中国底层人民在改革与发展中的一尊雕塑,在生活的不如意中张扬了个体生命的韧性和强度。
近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矛盾日益尖锐,但却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危机,人们对孙少平式或者说是路遥的苦难哲学的认同也许是重要原因。孙少平的城市之路浸满了辛酸和血汗,可他始终将遭遇的不平等视为素质提升的必然考验,缺乏对“不平等”的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的思考。孙少平是一个有着出色思考能力的个体,但他对导致城乡鸿沟的一系列历史和制度性前提却无所认知,也并不提出质疑,有时甚至全然认可城乡差距的“天然性”,而仅仅试图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平凡的世界》中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忽视,是值得我们今天予以重视的。
由于相似的社会现实和个人命运,路遥塑造的生活强者形象深深地打动了广大读者。他们面对苦难,不消沉、不悲观、不放弃的精神与底层青年读者产生了心灵的契合与情感的共鸣。(作者系文学博士)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