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炽热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情史 谁误读了李约瑟

    “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梧，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一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1995年李约瑟逝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为他出版传记《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2015年3月24日是李约瑟逝世20周年，在“中国梦”和“伟大复兴”的背景下，重读《中国科学技术史》，思考“李约瑟难题”，别具现实意义。

李约瑟之于中国

    在西方学术界，英国人李约瑟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高峰。李约瑟从1954年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起，共撰著了24卷（去世时尚未完成）。李约瑟写道，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在文艺复兴前，中国人在科技上的发明创造领先于世界，不仅拥有四大发明，还是现代农业、航运、钢铁、能源和火箭技术的早期奠基者。李约瑟试图告诉世人：当今世界大部分科技文明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基础上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给李约瑟带来了巨大荣誉。1959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1963年，他的肖像挂上了学院的名人堂；三年后，他又当选校监；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皇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也纷至沓来。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李约瑟”的诞生

    李约瑟于1900年12月9日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画家和作曲家。他17岁就读于剑桥大学凯斯学院，李约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和西方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的博爱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信念构成了李约瑟思想的两大基石。

    1924年，李约瑟成为博士。1930年，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7年8月，中国留学生鲁桂珍等三人到剑桥大学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鲁桂珍师从李约瑟妻子李大斐，李约瑟对鲁桂珍一见钟情。他把这件事的意义和《圣经》中圣保罗去罗马路上发生的信仰皈依相提并论。1938年2月某晚，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了“香烟”，这是他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

    此后，鲁桂珍不仅成了李约瑟的中文老师，而且还是他的情妇，而李约瑟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像对鲁桂珍一样炽热的痴迷。据李约瑟日记记载，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赛珍珠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为中国而工作

    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出任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他的任务是利用滇缅公路帮助中国将科技方面需要的一些仪器、图书，从印度运到缅甸，再从缅甸用汽车运到云南，再从云南运到四川。

    鲁桂珍毕业后去了美国，最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谋职。1942年秋，李约瑟去美国见鲁桂珍。这对情人在曼哈顿码头边一见面就住进了旅馆。他给她讲述如何决定去中国的细节，并向她征求意见该去参观什么地方和拜访什么人。

    来到中国后，李约瑟对鲁桂珍朝思暮想，在日记里给她写情书。一次在中国西部，他偶然发现一家美军福利社，如果他能用美元付款的话，就可以从那里买双鞋子。在钱夹里，他找到了一张5美元纸币，这是两年前在纽约看桂珍时剩下的。此刻他的内心翻江倒海，被一股强烈的相思之情围困，不能自拔。李约瑟给鲁桂珍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鲁桂珍说是她最珍爱的东西。

    1945年，李约瑟受命飞往美国华盛顿，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区域性外交会议。会议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乘上了开往宾州铁路公司的特快列车，去看望在曼哈顿岛的鲁桂珍。他急不可耐地向她倾诉衷肠。她问，她能不能去中国，这着实让李约瑟喜出望外。于是，李约瑟巧妙地编造了一个理由，要求把鲁桂珍从纽约送到中国，以领薪职员的身份加入他的队伍，编为营养学家。

    在中国的3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出行11次，行程3万英里，他的外交官的身份使他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

思考近代中国科学

技术落后的西方人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到近代落后于西方思考却并非从李约瑟才开始。

    第一批人是16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以利玛窦为代表，他是把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刚来中国时觉得中国了不起，然而，当他久居中国之后，就窥见中国人之自然科学较欧洲差距甚大。与利玛窦同时代的传教士，西班牙籍的庞迪欧在报告中写道：“中国人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的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了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 

    第二批人是十八世纪前后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狄德罗、魁奈等人，都对中国科学欠发达的原因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他们把中国和西方比较后发现中国落后的是逻辑思辩能力，和对数学、天文学的抽象和概括的能力。伏尔泰认为，中国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语言性质。

    第三批人是中国的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们的思考。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指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并认为，“尊崇古代，依赖陈言，固执成见，观念混淆”是我国没有科技的主要原因。

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

    这个一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李约瑟很深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然而近年来，以江晓原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提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江晓原认为，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江晓原谈道，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也未受过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科学性”并不严谨。另外，李约瑟的“道教情结”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框架中极为重要的特色，但也成为制约他的一种负能量。于是，他指出，“我们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对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和结论进行筛选，只引用合于己意的，而拒绝不合己意的，甚至歪曲后引用。这种误读大多是有意的。第二，也是更为严重的，是从整体上误读了李约瑟后半生工作的学术意义。这种误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

    其实，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其中不乏一些著名人士，如梁漱溟、戴尔蒙德、伊懋可、杨小凯、黄仁宇、林毅夫等人都为这个问题贡献了有价值的回应，添上江晓原的名字未尝不可。

    “李约瑟难题”如此令国人不能自拔，更多的是由于其饱含的情感含量。中国似乎带有更多的不可知性与不可测量，当我们认为中国特殊的时候，其实中国或许正代表了一种正统。

（作者为诗人、先锋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