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作家的腐败源头

作者:乌蒙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02-11 22:16:00

摘要:罗兰用嘲讽的语气在他的《访苏日记》中写道:“自从文艺形式的多样化被强权取缔后,大众的艺术趣味竟然腐败堕落成这个样子。”

苏联作家的腐败源头

  ■乌蒙

  1936年6月17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怀揣着对美丽新世界的神秘期许,偕同妻子玛利亚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隐居地维勒讷沃出发,几经辗转,于6月23日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接站的是苏联大使达夫强和苏联对外文化主席阿罗谢夫。此行到访苏联,罗曼罗兰夫妇是应高尔基之邀。对罗曼·罗兰而言,此行的意义在于:一则可以与彼此欣赏的老友晤面畅谈,二则也可借机近距离观察苏联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

  腐败的根源

  在罗曼·罗兰到访苏联之前,苏联上下正笼罩在“基洛夫事件”的阴影里,人人自危。基洛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惨遭青年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暗杀。尼古拉耶夫和其他13名嫌疑人未经司法审判,即被枪决,许多人无端受到牵连和审查。尔后,斯大林借口发动了大清洗。

  在莫斯科,罗兰会见了众多苏联作家,他敏锐地感到和他们的谈话是言不由衷的,有很多想说但又必须保持沉默的东西被对方强行压抑住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不能畅所欲言和秉笔直书,其处境与囚徒有什么区别呢?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噤若寒蝉的精神不自由局面?难道仅仅只是体制的规训和惩罚引起的恐惧所致?笔者以为不能如此简单地“归罪”体制。作家个人肉体上的贪欲与精神上的腐败堕落也难辞其咎。

  在访苏期间,罗曼·罗兰多数时候是住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的别墅里。别墅宽敞明亮,装饰别具一格,配有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园艺等一干服务人员专为高尔基服务,多达四五十人。除了高尔基和家人外,常有达官显贵造访,宴会无休无止,餐桌上摆满名馔佳肴和昂贵烟酒。

  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过着封建领主式的奢靡生活,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令罗曼·罗兰颇为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政府对作家的“恩典”。按照苏联体制的设计,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属于党的文艺战线范畴,因此,作家和艺术家首先是党的人。因此,被吸纳进体制高层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理所当然分享到官僚特权阶层的如下特权:

  宅第权,按行政级别可拥有一处或几处别墅;

  特供权,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的特殊供应;

  特教权,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其子女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制度;

  特继权,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其终身享用;

  特卫权,配备相应的警卫服务人员,一应开支纳入政府预算。

  罗曼·罗兰在他的访苏日记中,秘密写下他的观感:“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阶级,而人民却不得不为一块面包和一锥容身之所而艰苦奋斗”。

  让罗曼·罗兰更加痛心的是,比之物质生活上的腐朽、奢靡来,苏联作家在精神生活上的溃败、朽烂,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家的不同类别

  在莫斯科,罗曼·罗兰被邀请观看苏联电影和戏剧,看到的要么是“拙劣的政治宣传品”,要么是对美国歌舞剧的“拙劣模仿”。罗兰用嘲讽的语气在他的《访苏日记》中写道:“自从文艺形式的多样化被强权取缔后,大众的艺术趣味竟然腐败堕落成这个样子。”

  如果对苏俄作家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这些作家大多在十月革命前就成名了,十月革命后为了维护精神生活的纯粹和自由,不得不流亡海外。1922年,托洛斯基下令把包括布宁、库普林、吉比乌斯等著名作家在内的学者约1000人用船遣送出国,人称该船为“哲学家之船”。

  第二类,既不接受也不反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大多留了下来。比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他们用其夺目的才华进行隐秘的写作,避免被污浊的现实所同构,但也无法见容于当局,饱受折辱。

  第三类,心里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拥护。这类作家可发表作品,但不受政权重视。比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

  第四类,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比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考涅楚克等。

  第五类,精神上彻底堕落的投机作家,采用告密、打棍子的卑鄙手段,打击他人,保护自己,连赫鲁晓夫都称他们是“自动步枪手”。

  在这五类作家中,第一类作家“不食周粟”,通过自我流放的方式,在异国他乡守住了自我精神的领地,免遭工具文艺的侵蚀。第二类和第三类作家同流但不合污,为个人的创作争得了一席自由喘息之地;第四、第五类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充当意识形态鹰犬,只为了跻身于权贵的盛宴,捞取一点碎渣儿填充贪欲,属于精神腐败的典型。比如西蒙诺夫,擅长揣摩斯大林心理,用作品图解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死后,还写下谄媚之作《我们的责任》,说要完成斯大林遗愿。 又比如法捷耶夫,1946年苏共中央开展一场以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为靶子的批判运动。原作协主席被撤职,法捷耶夫接任作协主席兼总书记,在批判大会上做报告时,以意识形态打手的嘴脸昧着良心严厉谴责两位作家是“阶级异己”,攻击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脱离群众”。

  如果我们以“特殊历史境遇下的特殊作品与作为”去体谅法捷耶夫,撇开作家出于活命的考虑逢迎政权牺牲同道这一伦理问题不究,只考量其主体作品的艺术质地和成色,也是问题重重的。

  就拿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青年近卫军》来说,1943年,苏联共青团中央建议法捷耶夫写一部以克拉斯诺顿城青年近卫军的真实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法捷耶夫欣然挥笔,仅用一年多时间写就该部作品。按理,小说写什么,如何写,是作家的自由,作家完全不必唯他人马首是瞻。可这理在奉旨写作的苏联作家那里是行不通的。当斯大林看了根据《青年近卫军》拍成的电影后大为光火,认为法捷耶夫把青年英雄们的伟大战斗写成是自发性的,没有突出党的领导,指示《真理报》对《青年近卫军》发起猛烈抨击,法捷耶夫也只好自断脊梁,公开接受领袖的授意批评,花3年时间对小说做了大手术。然而,当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意识形态的风向标突变,斯大林掀起的个人崇拜之风在全党全国遭到清算。

  围绕《青年近卫军》的争论风波再起。见风使舵的西蒙诺夫等作家认为当年对《青年近卫军》的批评是斯大林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法捷耶夫为了响应新形势,再次修改小说,删掉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内容。作家创作,原本只是我手写我口、我口述我心的事情,在特殊历史时段,作家却不得不看政治的脸色行事,像婢女一样根据不同主子的嗜好打扮自己,婉转柔媚,屈意承欢。

  立身与立德

  所幸的是,除了精神和肉体上双重屈服的苏联作家以外,尚有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这样坚守自身人格与文品、堪称苏联文学中流砥柱的文豪,强力撑起了苏联文学的一片天。他们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只为了掩护一张安静的书桌。虽在公开的生活中,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行事,但回到私人场所,始终维系着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作的自由,并视之为使命所在。

  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对历史有着深沉省思的长篇小说在西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因为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中,都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1958年,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时,在颁奖词中如此称道帕斯捷尔纳克。然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在苏联却引起了与西方主流世界迥异的反应,不仅作品受到严厉批判,本人也被开除作协会籍。有人甚至扬言要将作家本人驱逐出境。面对如此遭遇,帕斯捷尔纳克选择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1960年5月30日,他孤独地病逝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自始至终,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放弃守护自身灵魂的火苗,哪怕这火苗在暴风雨的吹淋下显得多么微弱!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苏联女诗人,一生选择与祖国同在,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安排一帆风顺的航道。

  十月革命初期,阿赫玛托娃由于在政治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加之与丈夫感情破裂,心情十分压抑。在这段时间她创作的诗歌里,多袒露出其复杂的内心矛盾。

  卫国战争期间,阿赫玛托娃出于对法西斯的痛恨,写过一些保卫俄罗斯,宣传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的诗篇,如《勇敢》《起誓》《胜利》等,受到红军战士们的喜爱。战后,她继续写抒情诗,主要发表在《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上。1946年,她的诗歌由于没有官方所宣称的“思想性”和某些消沉因素,受到联共中央的点名批判,并殃及这两家杂志社。其作品被日丹诺夫扣上“颓废”、“色情”的帽子,本人也被指责为“半修女、半淫妇”,被苏联作协除名,直到1952年才得以平反。

  纵观阿赫玛托娃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阿赫玛托娃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不是家庭、婚姻的牺牲品,更不是政治的婢女,敢于独树一帜,敢于在一摊污泥浊水中捍卫精神的纯洁度和灵魂的高贵质地。

  一位真正听命于内心的作家,无论生在何世,在何种社会制度下,又岂能借口“立身”之需,而在“立德”和“立言”方面有所亏欠,甚至留下为后人诟病的重大污点呢?

  (作者为诗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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