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文化操守与底线

■王晓华

    由于一位明星的辞世，深圳媒体意外地引起了空前的关注，但并未因此享受聚光灯下的荣耀，而是引来了无数的道德鞭挞。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弱势地位也暴露无遗。

    从个人的角度看，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深圳媒体某种深层冲动的显现。它是长久压抑后的爆发，演绎了弱者的说话策略。不在局内，你很难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缘由。要理解深圳媒体，就必须还原它所处的独特位置。谁都知道，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处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可谓联结二者的桥梁，但很少有人会想到由此产生的种种牵制。

    首先，这意味着它的中介性（过渡性）。深圳毗邻的香港具有国际性影响，拥有若干世界性的大学和媒体，文化地位突出，远非它所能比肩。迄今为止，后者并没有将深圳当作文化层面的平等合作伙伴。相反，其目光常常越过深圳，直接射向文化地位更为显赫的内地城市。与此相应，内地有影响的文化体也倾向于把深圳当作通向香港的过渡地带。于是，在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中，作为中介的深圳很难展现自己的主体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处于二者中间的它并没有足以提升自己地位的行政资源：相对于香港和内地文化大城来说，它既非省城，又不是直辖市，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基层”，处于体制坐标系的“低处”；来自香港、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文化人喜欢居高临下地“指导”深圳，而深圳也习惯于接受这种双重的指导。于是，作为“中介”的深圳媒体生存在两大文化板块的挤压之下，其本体地位常常被低估乃至忽略。在评价深圳时，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把它形容为“一块中国文化的最松软的地带”，称它“可以追随任何一个地方”。有的人则干脆将深圳比喻为需要绿化的沙漠。意味深长的是，“松软地带”和“沙漠”都是供改造的对象。如此被言说的深圳缺乏自己的主体性，总是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所左右。它是供利用的平台、被充满的容器、待耕耘的土壤，被进入、经过、穿越、占领、充实、塑造，却很少展现自己的自立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松软地带”的言说与文化沙漠的比喻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二者都凸显了其他城市文化主体的优越感。由于这种定位所产生的强大语境，深圳传媒经常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出现。它们以仰望的态度采访、报道、宣传路过的外地名人，却很少享受对等的回望和重视。事实上，这是被迫的低姿态。它反映了一种压力下的本能反应，折射出文化地缘学上的种种限制。

    其次，作为中介的深圳承载着特殊的功能。余秋雨先生曾把深圳比喻为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此论曾经引发不小的风波，但其潜台词却很少被完全道出，事实上，这是个意味深长的说法。

位置尴尬，功能特殊，这些都限制了深圳的本土传媒。然而，作为市场中的主体，它又要与其他传媒竞争，被迫参加不平等的博弈，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强势进驻以后，深圳报业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又集中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后者也有竞争心、激情、个体的尊严，虽然置身于备受掣肘的平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以后，深圳人的文化主体性也在缓慢地生长。近些年来，有关深圳学派的言说不仅代表了一种官方立场，也表达了某种正在萌生的文化本体意识。与此相应，深圳传媒业也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发出某些独特的声音。落实到血气方刚的年轻记者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争头条”的渴望。于是，当某个本地的重要事件发生时，某种被长期压抑的冲动终于爆发了，但代价随之显现：居高临下的审判，强势的有罪推理，暴风骤雨式的讨伐。在这场话语争夺战中，深圳媒体不但被暴露在道德的低地，而且再次显示了它在中国文化版图中的尴尬位置。

（作者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