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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级区域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 在区域差距中挖掘经济潜力

作者:黄剑辉 应习文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01-07 22:01:00

摘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为可准确地衡量各省级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环境资源等各方面水平上的差距,为我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及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中国各省级区域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 在区域差距中挖掘经济潜力



■黄剑辉 应习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为可准确地衡量各省级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环境资源等各方面水平上的差距,为我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及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笔者对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横向对比分析,并将各省的指标与全球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归纳了主要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该研究是在总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CDI)等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筛选了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基础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财政、金融市场、知识经济与创新等12大类指标(归纳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三种类型)。
    各省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及问题:
    首先,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地区生产总值第一的广东省2013年达6.21万亿元(1万亿美元),超越世界第16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0.87万亿美元),而西藏仅为808亿元人民币(131亿美元),相当于排名世界第122位的阿尔巴尼亚(129亿美元)的水平。从人均来看,2013年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人均GDP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06万亿美元左右),而贵州仅为22922元人民币(3724美元),不及世界第110位佛得角(3785美元)的水平。
    第二点,“三期”叠加阶段,区域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各省级区域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产业体系的不同,地区分化趋势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稳中有进,中部地区降势趋缓,西部地区下滑明显,东北地区缓中存忧。
    第三点,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与2011年相比,2012年全国投资率小幅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全国仅有9个地区的投资率较2011年出现下滑,且多数下降幅度较小。说明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投资仍是各地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第四点,中西部地区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瓶颈。2012年,全国人均用电量为3662.5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西藏及中西部人口大省人均用电量较低,其中西藏人均用电量只有902.4度。西部地区公路、铁路网密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13年,山东、上海、河南、重庆、江苏等省市公路网密度已高于140公里/百平方公里,接近西欧水平,而西藏和青海仍不及发达地区的十分之一。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铁路网密度已超过5公里/百平方公里,与欧盟水平相当。而新疆、青海、西藏三地区铁路网密度仅分别为每百平方公里0.29公里、0.26公里和0.04公里。各地区之间民航发展水平差距也非常明显。2013年,北京民航人均年旅客运输量达3.09人次,已超过世界第一美国的人均每年2.35人次的水平,而安徽和河北两省人均年旅客运输量均为0.04人次,仅为北京的百分之一。通信方面,我国整体水平已好于世界平均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东、西部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2013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地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60%,百人拥有电话(含手机)数量达到130部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和百人电话拥有量仅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第五点,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下,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西藏、青海两地区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3倍和7倍。而北京、宁夏、上海三地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最少,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10。西北、东北地区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方面占有明显资源优势。东北和西部耕地资源比较充足,东部地区耕地资源比较少。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林业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第六点,基础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差距显著缩小,短期仍难以实现均等化目标。
    第七点,各区域财政、金融水平差异较大。北京、上海的地方财税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五地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49%,形成了“沿海金融高地”;西部地区借助国家政策扶持及资源优势,金融发展程度次之,资本市场甚至出现“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态势;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较弱,导致出现“马太效应”,排名靠后省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保险业发展程度整体偏低。
第八点,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在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一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较为突出。从大气环境来看,空气可吸入颗粒(PM10)浓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和西北地区,京津冀地区的雾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重要障碍。从单位GDP工业废水产生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废水排放量较高,前十位中除广东外,均为中西部省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中西部地区依然较为普遍,不利于创建集约型社会。
    第九点,人口红利进一步减弱,各地区劳动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全国共有19个省区市的劳动力比重有所降低,其中9个地区的降幅在1个百分点以上。适龄劳动力比重的降低表明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这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一定的影响,是沿海地区企业用工荒和用工难问题的部分原因。从劳动力成本来看,全国的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水平分别出现了11.9%和12.7%的涨幅,职工收入增加也使得企业的用工成本进一步增加。
    第十点,科技创新实力整体不足,创新能力呈“逆地形”分布。目前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整体来看依然较弱,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科技与创新能力上差距明显,在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成果转换方面均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逆地形”现象,制约了当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十一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有九大潜在空间。就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尚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发展不够协调、产业结构层次低;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待提高;作为经济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对外投资空间还很大。这种状况不但与“中国经济升级版”所规划的中期发展目标——经济协调发展、居民共同富裕及“中国梦”所期盼的长期发展目标——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还相距较远。而这正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在空间,具体来说,这些潜在空间体现在九个方面:城镇化、区域协调、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 、服务业升级、环保产业、消费水平和海外投资。
政策建议
    通过对12大类50项指标进行比较,可以更明确地对中国各省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总体来说,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体现以建设改革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为目标,以“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为指导思想,以“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为核心动力,着力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通过开放拓展市场空间倒逼改革,通过创新、创造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生态民生持续改善,实现“强国富民”的根本目标。
    第一点,构建与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明确相应的发展目标与重点。东部地区从发展程度看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化,未来要进一步向“创新驱动”发展。这需要重点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加大开放程度等领域着手,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业。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目前从发展阶段来看仍处于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的阶段,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提高要素使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这需要重点从经济结构调整、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入手,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
第二点,完善跨区域、次区域战略布局。推动东部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发挥东部地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特殊“稳定器”作用。努力扭转东北地区经济下滑趋势,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落实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内陆和沿边开放,保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重点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跨区域、次区域战略布局。
第三点,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中西部地区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贫困地区致富,拓展就业和发展新空间,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跃升。加大中西部薄弱环节投资力度,加快改善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强化金融服务,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第四点,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加快推进区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实现区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不断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
首先,要制定全国统一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规划,明确东中西部和省际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标准和科学评价方法,对受援类地区划分类别和标准,力求民生类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监督规范化。其次,提高财政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金应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确保新增财力主要投向就业再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公益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再次,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缩小东西部和省际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第五点,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力度。针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要,应采取差异化信贷政策,有保有压,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针对丝绸经济带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可更多地发挥中长期信贷的作用,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借助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育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
第六点,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缩小地区间科教水平的差距。强化“制造业立国”、“实体经济立国理念”,形成国家整体应对战略,着力改革教育体制,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水平差距;明确加大创新投入(占GDP 3%以上),借鉴德国、韩国、以色列经验并与之加强相关领域合作,改革创新体制,实现“政府市场双到位,国企民企双进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合理选择关键领域,给予相关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遵循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提出相关制度安排,有序促进新技术产业化;完善相关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作者黄剑辉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应习文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一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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