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格非眼中的《金瓶梅》

作家格非眼中的《金瓶梅》

■周娆

    《金瓶梅》问世迄今已有四百余年了，却始终处于一面被人赞誉一面遭人禁毁的境遇当中，人们往往聚焦于它大胆的情色描写而忽略了其对16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人性的揭示。作家格非近期出版了他多年研究金学的成果《雪隐鹭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充分挖掘《金瓶梅》文本呈现出的诸多方面。全书共分三卷，前两卷“经济与法律”、“思想与道德”以16世纪全球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为背景，探索小说背后明代中晚期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第三卷以46则“修辞例话”展现《金瓶梅》精妙的文学造诣。
    至于书名“雪隐鹭鸶”，格非在序言中交代：是从《金瓶梅》的两句引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中撷得，喻指《金瓶梅》中深远幽微的人情世态和历史文化信息。“雪隐”二句最早见于元代高明的《琵琶记》第二十九出，因其美妙的意境和深邃的寓意深受此后文学家的青睐，被频频征引于他们的作品中，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三卷，洪升的《长生殿》第十八回，脂砚斋评《红楼梦》第七回等。白鹭隐于雪中，只有它一飞冲天时你才惊觉；鹦鹉藏于柳后，只有它学舌时你才发现。“古今第一淫书”《金瓶梅》其实也是那隐于雪中的鹭鸶，藏于柳后的鹦鹉，吸引着我们去穿透偏见和曲解，探索它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呈现的意义和价值。
开放的性：胆识、气量和风度
    《金瓶梅》是杰作还是禁书背后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性的可说与不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人对于自己的认识，以及自由的实现。
    性欲乃是人类基本的天性之一，《孟子》曰“食、色，性也”，弗洛伊德也曾说过：“在人类身体的发展过程中，生殖器却并未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它们仍保留在动物的水平上，因此，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性是人类天生的、受遗传基因控制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本能，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也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对性爱的追求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渴望在性爱中追求一种极致快乐是我们应该正视的。但是人类毕竟不同于动物，人类的性爱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背景。这样就决定了人们对待性爱的复杂性态度，一方面承认其作为社会生活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公开表现或描述的性行为作为反伦理、反价值、反社会的标志而加以否定和批判。不论是禁欲和纵欲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而我们也需要有正确、客观对待性问题的胆识、气量和风度。
    那么性描写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在不少人的认识上并未真正解决，所以我们不得不花些笔墨来廓清。文学作品作为人们宣泄情感、表达思想的艺术载体之一，是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表现对象的，那么，人类性欲也是文学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性行为、性意识，哪怕是阴暗、扭曲、变态的性行为、性意识，也是文学的表现对象，这也是文学的责任和义务。唯有如此，才能真实地反映人的生活和人的本来面貌，刻意回避或净化都违反文学的创作原则和本质规定性。当然，文学中的性描写也是需要一定的尺度和原则的，禁锢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就中国文学来说，从《诗经》到当代文学，对性爱的关注始终如一且充满激情，这里有性的欢乐与痛苦、期待与失望、压抑与放纵、幻想与现实……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情感历程和性生活状况。同时，也映射出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涌动。南开大学古典文学专家陶慕宁曾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性描写分为四类：一是以宋玉《神女赋》、司马相如《美人赋》为代表的唯美蕴藉型；二是以张鷟《游仙窟》为代表的色情诙谐型；三是以《绣榻野史》等纯为演绎性交之明清淫秽小说为代表的铺陈渲染型；四是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暴露型。
    谈《金瓶梅》避不开的就是书中篇幅不少的性描写，这些文字始终困扰着我们对《金瓶梅》思想、艺术价值的评判。曾对《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划时代评价的郑振铎先生，也不得不斟词酌句地说：“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那么让我们走进《金瓶梅》的文本中，看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否应该删除。
节制的性：伦理学暗夜
    与同时代的大量艳情小说不同，《金瓶梅》大部分的性描写未尝游离于小说情节与人物关系之外，也并非毫无节制。格非在书中指出，《金瓶梅》在描写勾栏妓院的鱼水之欢时笔墨节省。诚然，西门庆去李桂姐家、郑爱月家，很少单独前往，总是一大帮人。他们在妓院吃喝调笑、唱词吟曲、附庸风雅，妓院似乎更多是他们聚众取乐的交际场所。作者对于西门庆留宿的具体细节往往草草交代，并不过多渲染。明代的青楼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商业单元，在这个空间里，歌舞声乐、酒宴觞饮成为一种消费主题，年轻貌美的妓女们以情色歌舞、伴饮助觞来吸引大众流连忘返。西门庆到了这类场所亦遵循妓家礼节，附庸风雅、曲意逢迎，与对待家中仆妇的鲁莽态度迥然不同。
    西门庆与吴月娘，与孟玉楼之性事，于百回书中皆仅一见，而于情节之发展至关重要。西门庆与吴月娘交欢见于第二十一回，事前西门庆因李瓶儿之事与继室吴月娘反目，互不理睬。月娘担心自己正妻地位不保，为挽回西门庆，精心设计了“扫雪烹茶”一幕，在大闹丽春院后心情气愤的西门庆面前完美演出，使得西门庆回心转意，当晚夫妻共赴巫山。西门庆与孟玉楼之性事见于第七十五回，因吴月娘对潘金莲恃宠而骄不满，恰好孟玉楼有恙，故而行使自己正妻的权威，惩罚金莲，强迫西门庆到玉楼房中。这一场床事将妻妾、妾妾之间的明争暗斗，夫妇床笫之间的私情密语，家庭的出纳账目等等一一揭示。此处性描写关联着吴、孟、潘三者在西门家的关系与地位，也隐隐指向后文的春梅、金莲被发卖和玉楼嫁李衙内。
    《金瓶梅》中的男女之事不得不说的就是西门庆与潘金莲。在格非的眼中，贪财好色的西门庆和美丽恶毒的潘金莲固然是道德观中的“恶人”，但还是生活中的直率人和风趣者。他认为潘金莲的欲望是本能的动物性欲望。在第二十七回中有一段著名的性描写，潘金莲偷听到了李瓶儿怀孕的消息，心里十分嫉妒，她抓住一切机会对李瓶儿进行冷嘲热讽，招致了西门庆的性惩罚。葡萄架下那场疯狂的性凌辱，既表明在西门庆心中，有孕的李瓶儿要重于潘金莲，又表明潘金莲的性诱惑远超出西门庆内心的恼怒。对于潘金莲而言，这场性惩罚使得她对李瓶儿的嫉妒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嫉妒李瓶儿拥有头面衣服走向了费尽心力置官哥于死地。
    《金瓶梅》中在性事上最配合西门庆的除了潘金莲，就是韩道国的媳妇王六儿，她与西门庆的交媾，完全是赤裸裸的财色互易的商品关系。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西门庆淫乐的工具，虽然她对丈夫韩道国说“你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但想到又“落了他好些供给穿戴”，觉得自己没白“输了身一场”，便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心满意足了，甚至不无得意地向其夫卖弄自己挣钱的功劳。西门庆死后，她又唆使丈夫拐走西门庆的一千两银子，逃到东京翟亲家处。当韩道国念与西门庆主仆一场，“争奈我受大官人好处，怎样变心，没天理了。”王六儿却说：“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么。”作品中多次提到王六儿与西门庆交媾之后，都会索要财物。蔡京被查后，韩家三口流离失所，王六儿更是借色图财。更值得注意的是，韩道国对于自己妻子的行为一直是支持配合，甚至为其提供种种方便。可以说从韩氏夫妇身上充分体现了当时商品经济对普通人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侵蚀。
    诚如格非所言，在对色情的描写方面，《金瓶梅》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露骨、最大胆的一部。细细分析，《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也存在一些对性事津津乐道的描写，这反映了作者对待性的矛盾态度。这是“伦理学暗夜”的产物。在中西方历史进程中都出现过一个被称为“伦理学暗夜”的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价值和道德的困惑，西方社会开始质疑基督教伦理，中国则质疑程朱理学所形成的社会道德。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之中，出现了一种一方面维护旧道德（主要是策略上的说教），另一方面又让新思想得以萌芽（多半是以“恶”的形式）的矛盾结构。性不是《金瓶梅》的主题，只是《金瓶梅》所揭露的一个方面而已。
    格非在书中还提出了不少引发我们思考的观点，例如“真妄观”，他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思想史和文学史入手，发现在16世纪初期，“真实”的概念第一次由拉丁文进入英语世界，从此，对“真”的追求成为西方文学中最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也开始了对“真实”与“虚妄”的思考，在《金瓶梅》中“真妄观”甚至代替了传统的“善恶观”。由此，《金瓶梅》为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进而影响到后世《红楼梦》的创作。并且这一思想转折的时代背景或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的转型直到今天仍然在延续着，对照这一重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社会问题与价值影响，亦可让当今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
    又如从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来解读《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倒影关系：《红楼梦》对《金瓶梅》中的人物进行综合和重组；《红楼梦》兼有《金瓶梅》的真妄观和它所取代的善恶观；《红楼梦》的尊情与《金瓶梅》的无情；《金瓶梅》让人走向虚无，而《红楼梦》引向希望，等等。《金瓶梅》自有其价值和地位，但当下《金瓶梅》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有着学术以外的现实意义。
    在我们正确评价《金瓶梅》之前，首先需要突破的是我们自身对性的误解。“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超越简单的是非善恶，我们才能对芸芸众生产生同情之感。四百多年前的《金瓶梅》所描摹的人情人性，与当今社会有多大差异呢？关于《金瓶梅》的研究，在格非给我们的启示下，还可以继续下去。
(作者为文学博士、文化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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