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被质疑的根源

　　持续1个多月的“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争议再次发酵，缘由是王蒙再挺周啸天，认为周写的“邓稼先”一诗非常好，王蒙甚至觉得周啸天既懂得古诗词，还写过关于诗词鉴赏的专题，有几首诗的题材还是别人不可能写的，比如足疗、超女等热点话题。而且王蒙还强调他是就作品谈作品，自己与周并没有太深的交情。

　　此前已有媒体报道周如何找到王蒙，他们交情如何云云，不过，现今中国大大小小的文学奖早已圈子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鲁奖”评选名单揭晓前，作家方方就炮轰有些作家作品实在无法入流，但他们居然可以打通关系入围。

　　而评选结果公布更是印证了方方的说法，周啸天打油诗居然获奖，作家阿来落选后的“三问鲁迅文学奖”，更是把“鲁奖”置于风口浪尖，一个严肃的文学奖很快成为一文化热点事件，引起文学圈和网络上的激辩，甚至有网友调侃应把“鲁迅文学奖”更名为“郭沫若文学奖”，因为郭沫若曾写过无数的打油诗、应景诗，甚至是媚体诗，比如为斯大林70大寿作的献诗：“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诸如此类口水诗非常多，当网友用郭对比周啸天的诗歌，它们无不属于同一类型，所谓的思想性高过文学性，这才是让大家争议的根本。

　　事实上，王蒙挺周啸天并没有错，他并不是站在作品的文学性上，而是始终在坚守“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一时还难让经历了现代文学和市场洗礼的年轻读者接受，才有如此的反弹。

　　“鲁迅文学奖”创办于1986年，其指导思想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

　　“鲁奖”的评选标准为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从这一点来说，周啸天获奖一点没错，王蒙挺周啸天也没有错，是他们在严格按照“鲁奖”的评选标准创作和评选，倒是公众有些一厢情愿罢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学就在经历着市场的巨大变化，除了体制内写作，一大批市场化作家兴起，他们突破传统禁区，在文学上的大胆创新很快受到读者青睐，并引领着此后文学的走向。近几年，在体制外作家的努力和读者的共同作用下，各种文学奖为了吸纳更有影响力的作家，同时也让日渐式微的文学奖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它们也从传统僵化的评选机制中，接纳了不少新鲜的血液。

　　尽管每届评选结果都会遭受质疑，但它们尝试变化和向市场化作家开放的胸襟则让很多读者误以为“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是以“鲁迅的先锋性精神”作为评选的标准。结果才会有读者与王蒙的对立，而王蒙才会觉得自己无辜，他不过是让“鲁迅文学奖”回到最初的评选标准中，从奖项所要求的“思想性，为人民服务上”，周啸天的诗是最符合这一标准的，就如同郭沫若所写的“社会主义就是好”，被当时的有关方面看来最具思想性。

　　王蒙觉得很多人实际上根本就不了解郭沫若，的确如此，郭沫若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气候写作不同风格的诗，如果要论思想性，鲁迅的批判精神是很难跟上时代的节奏的，鲁迅的批判精神也不具建设性，这就是很多自认写得不错的作家最后落选的原因。王蒙一再强调“鲁迅文学奖”不过是用了一下鲁迅的名字，我们并不是要评选出像鲁迅那样的作品。

　　这就是症结所在，“鲁奖”与鲁迅没有丝毫关系，“鲁迅文学奖”就是作协内部的一个功劳奖，也可以说是一个平衡奖，他们要奖励给作协会员中最具有思想性的写作者，所谓思想性，一定是政治正确的作品，政治正确一定是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而阿来西藏题材的作品，首先从题材上就不符合“爱国主义”这一标准，他虽然用详实的资料、实地生活、走访等，呈现出了西藏复杂的历史走向和文化成因，但不符合我们对西藏的想象与图解。

　　所以，评委们也很委屈，我们并没有修改标准呀，这里的确有很多不错的作品落选，其中不乏有文学性、思想性结合都很好的作品，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又是脱节的。笔者在与评委交流中，他们也感到无奈，我们不能突破当初设立的标准，这几年放宽了尺度，吸纳了很多市场上有影响的作家，但并不意味我们的评选标准就发生了变化。

　　有读者不理解这是不是一种倒退呢，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奖都是在发掘和奖励那些真正的优秀作品，我们的“鲁奖”这几年也做了些调整和改革，但今年似乎像是回到了原点，这是很多接受了现代文学阅读体验的人难以接受的，也是让很多市场化作家疑惑的原因，莫非是又要回到最初的“政治性高过一切”。

　　王蒙说自己80岁并未老，思想也未衰退，倒是我们有些老土，想当然以为一切都会向前走，过去不会重来。（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