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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无大师 书生一介

作者:李北辰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4-09-12 23:23:00

摘要:在学术界,汤一介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家,对儒学、道教、佛教皆有精深研究,并牵头编纂《中国佛教史》以及《儒藏》等大型丛书。

世无大师 书生一介

华夏时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2014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去北京大学考察,行程中一项重要安排,是去拜访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CCTV当晚《新闻联播》里的画面是,87岁高龄的汤一介身着长衫,静候于门前,让人如沐君子之风。
    在学术界,汤一介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家,对儒学、道教、佛教皆有精深研究,并牵头编纂《中国佛教史》以及《儒藏》等大型丛书。尽管人们已习惯为他扣上“大师”的帽子,但他却坦诚地认为,他不是大师,因为现在没有大师。
    4个月后的9月9日,汤一介先生辞世。
浮生若梦
    汤一介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是中国著名哲学研究者。在传统文人的观念里,他自然朴素地希望“子从父业”,也当个读书人,故取名“一介”,一介书生之意。
    事实上,无论荣辱,汤一介的一生都是标准读书人的一生:除了政治运动将“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之外,基本都在读书、教书、写书和编书中度过。
    汤一介走上哲学研究之路似乎顺理成章。由于父亲汤用彤是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在精英荟萃的联大,少年汤一介经常可以看到父亲与金岳霖、冯友兰、钱穆、闻一多等学者探讨问题的场景。此后数年间,他也重复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标准轨迹:1946年,汤一介进入北大,大量阅读中外学术著作,还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几篇颇为“形而上”的文章。
    北大求学第二年,他正式考取了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看似波澜不惊,但历史的更迭让汤一介的思想和人生轨迹都出现了拐点。
    他曾回忆道:“我读高中时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1949年后,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
    从保存至今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汤一介无疑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身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汤一介中学时就接受了共产主义,还一度因《西行漫记》有了去延安的计划;然而,他却依然没有逃过“文革”劫难。在这段特殊年代,他被别人批斗过,也批斗过别人。这一切都令他感到迷茫。
    “四人帮”倒台后,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以后该听谁的?”他的反思是:“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
    于是,他决定“只能听我自己的”。
一介书生
    严格地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汤一介才走上学术正轨。
    1980年,北大恢复了他的讲课资格,他也从“唯物”和“唯心”的二元论中走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学术生涯自此进入井喷期。第二年,便发表了著名的《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并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诸多令人欣喜的理论。
    事实上,汤一介还是最早提倡“国学”的学者之一,但相较同辈学者们的热情,他无疑有着更为谨慎的态度,强调必须为“国学”加入“全球意识”的背景和语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这当然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
    如今,在相当一部分当代学者眼中,提及“国学”或者儒学,至少应保持中立。汤一介也强调“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但他同时坦言:“从历史上看,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我们没法割断它。”
    而在学术上,汤一介最后的梦想也与儒学有关。2004年,由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主持制定,并由汤一介挂帅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正式启动。众所周知,在此之前,道家有《道藏》,佛教有《佛藏》,儒学却并没有类似丛书,《儒藏》旨在填补这一空缺。其全本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四库全书》。
    汤一介并不掩饰自己的愿景,并流露出了也许是他学术生涯之中最掷地有声的言语:“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我的标准是,我编了《儒藏》之后,一百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这是一个典型“读书人”的豪言壮语。只可惜如今巨著未成,人已远去。
    在回忆汤一介先生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者像其他同级别文人那样的轶闻。
    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汤一介还想要重复父亲的夙愿,希望下一代“子从父业”。只是时代变了,“我的孩子没有继承家学,他们上世纪80年代初就都去了美国。女儿在‘文革’结束前,受到的正规教育仅仅限于小学,儿子是物理学博士,但他没有做学术,现在在一家企业工作,薪水很高,他自己很满意,但我和他妈妈都不满意,因为毕竟我们的家风是读书人家。”
    一介书生,心愿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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