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粮市调控启示

作者：苏琦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4-08-27 23:22:00

摘要：民以食为天，自古皆然。中国自清代中期成为人口大国后，粮食问题的压力一直挥之难去。

苏琦

民以食为天，自古皆然。中国自清代中期成为人口大国后，粮食问题的压力一直挥之难去。

布罗代尔曾指出，18世纪早期欧洲跨地区市场的高度整合，永远结束了以往曾出现的“令人恐怖的”大饥荒。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只出现过相对小规模的粮食匮乏，这种匮乏可以通过粮食市场的调剂来解决。同时期的中国幅员和欧洲相仿，也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粮食市场，但整体而言市场整合程度显然不如欧洲，而与欧洲相比，又多了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此一集权政府如何与半市场化的粮食市场相结合来解决粮食问题，其行为背后的观念体系为何，绩效起伏的原因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都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中，美国学者罗威廉以康雍乾三朝重臣陈宏谋的经历为线索，详解了清朝中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的，其中不乏成功，也不乏局限，读来至今仍令人感慨。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清朝政府对市场的作用非常看重。为了更好发挥市场的调剂作用，乾隆鼓励私营粮食贸易，为此他一再禁止地方官员限制粮食输出。1736年，乾隆取消了实施很久的内地从东北地区买粮的禁令。为了鼓励粮食流通，清政府还想出了“税收优惠”这一颇具现代感的调控措施。乾隆即位第一年，便应兵部尚书甘汝来之请下诏免除给贫困地区运输粮食船只的船运税，甚至还允许船商在归途中运输粮食以外其他商品时也免交船运税。

此外，清朝政府还从培养“市场主体”的角度来推动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比如支持粮农去市场交易粮食，发放低息贷款资助长途运粮的船商，对向长期粮食匮乏地区输送粮食的商人授予荣誉称号和官职等等。

到18世纪中叶，福建泉漳二府的粮食进口需求已经达到了每年150万到200万石，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内陆粮食市场。17世纪时，出于安全考虑，康熙曾禁止台湾大米“走私”。到了1725年，面对地方官越来越急迫的恳请陈情，雍正皇帝批准买进台湾的粮食以帮助福建沿岸地区的粮食供应。而陈宏谋更是在1753年成功说服乾隆帝彻底放开对海峡之间贸易的限制，一个双赢的局面就此出现：福建沿海的粮食需求更好地得到了满足，而台湾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也更增强了对大陆的向心力。

海峡贸易的解冻为更敏感的南洋粮食进口铺平了道路。1728年，雍正下令从厦门入关的暹罗大米享受免税待遇。到了1742年，为了进一步鼓励大米进口，乾隆下令所有载有从南洋进口大米的船只，其所有的其他货物可享受最高达50%的关税减免，具体税率根据大米进口量而定。

承平时日放手利用粮食市场固然可嘉，但遭遇饥荒危机时敢于继续利用市场机制那更让后人心生感佩。当从老友两江总督尹继善那里得知江苏的一些地区遭受严重饥荒时，陈宏谋主动上奏从湖南调出20万石大米救灾。不过，这批救灾粮不是免费发放到灾区，其筹集、调拨和分发是利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来实现的。

陈宏谋决定从湖南常平仓调出20万石的应急盈余粮，发往灾区的市场公开销售。粮食供应的增加将江苏因饥荒而抬高的粮价压低至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而两江总督尹继善一方面可以利用售粮收益的一部分来偿还陈宏谋的粮款，另一方面可以将余下的部分用于运费和日后的应急性购粮支出。

因20万石大米的调出导致的粮仓“窟窿”需要填补上，不过老练的陈宏谋没有急于在粮价趋于上涨的当年就寻求账面平衡，否则只能导致下级官员压低价格“强买强卖”而于官民皆为不利，相反他选择等第二年粮食丰收后粮价出现周期性低谷时出手买粮平仓，既保证了官仓的粮储充裕，又通过官家购买维系了基础价格而再次避免了谷贱伤农。

考虑到直到18世纪末期全国也只有占总产量10%的水稻进入市场，和西北、西南交通困难对全国性流通市场形成的阻碍，我们也不必过于拔高和美化清朝官员对于粮食市场的管理和运用水平，但至少陈宏谋们的经历可以使我们以更谦卑的心态来面对市场的力量，毕竟与他们相比，我们有更多而非更少的理由——国内外粮食市场的顺畅运转、物流的改善、更专业化的分工——来相信和利用市场。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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