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脆弱的权力

    打开每天的新闻，总少不了跟水有关的消息，或是洪灾，或是内涝，或是饥荒，或是缺水，或是水污染。总之，虽经过数千年文明发展，可以上天入地潜海的人类，面对“水”这一“软力量”（soft power）的存在似乎依然应对乏力。

    人类对水的共同需求和恐惧构成了我们共同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和中国古代神话中大禹治水的传说，似乎都表明东西方文明的发端与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抛开东亚水利型社会这种史学界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吧，你会发现古今中外对水资源的利用都是一个巨大挑战：无论是京杭大运河穿越的农业文明还是古罗马引水渠所串起的公共饮水池和浴场。

    《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一书的作者史蒂文·米森和休·米森曾踏遍世界去寻水，通过对那些依然在使用的和已经湮灭的水利工程的探访，他们发现水资源的管理普遍存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玛雅，从安第斯山脉到吴哥，从伊斯坦布尔到成都平原，到处都是人类治水的雄心壮志与挫败的痕迹。满足对水的需求曾是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关键驱动力。

    水资源就在那里，如何把它变成权力，如何把它变成可交换的农业剩余产品，效率高低决定着文明的兴衰。在水资源管理上表现卓越的文明，才能在优胜劣汰的文明竞逐中占有一席之地。大秦帝国的胜出，表面上是武力的胜利，其背后是关中平原优良的水利设施所提供的粮食保障。水的管理不仅意味着水资源本身的分配，考虑到水利设施同时也是交通枢纽，治水是保证帝国血脉畅通，以分配其他资源维系帝国运转的基础所在。

    福兮祸之所伏，《流动的权力》中充满着令人扼腕的盛极而衰的文明的案例。人类对水的控制从来不是十拿九稳的，一个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的边界需要反复测试，而一旦被突破则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历史上许多帝国与王朝的覆灭即与此有关。在农业时代，治水似乎永远会陷入宿命的结局。一个系统的成功必然导致其超负荷运转，或因人口的增加，或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超越能力边界，由此过往脆弱的平衡被打破。而这种脆弱性在面对气候变化、战争等天灾人祸时尤其会凸显出来。

    这也是人们所说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开国之初，人均资源往往比较丰沛，土地和水稍加整饬，便可高效产出，而随着耕种和居住范围的不断扩大，涵盖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复杂多变，水利系统越庞大精巧，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系统亦复如是，从而导致极难转身。因为社会需求日益复杂，供需张力特别大，而不敢轻易尝试革新，怕旧有的平衡一夕打破。人们因此越来越因循守旧，在缺乏新技术的情形下，主要靠人力投入的增加来扩大产出，进而导致生产的边际效益递减，甚至陷入悲惨式过密化增长。而有效产出越少，越缺乏必要的投入去维修与更新年久失修的水利设施，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紊乱与社会管理失序的恶性循环。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化，或可收别开生面的效果。所谓为天地立心，可以理解为摸索生态系统治乱循环的规律，为生民立命，可以理解为利用此规律造福民生，而为万世开太平则意味着以水利为核心的生态平衡不易维系，而由衷感到太平盛世的长期维系是一种奢望。

    以往人们理解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起伏，往往喜欢从社会关系层面的阶级斗争加剧、道德层面的由俭入奢、腐化堕落等等去解释，而从生态史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水利系统的正常运转，如何导致社会张力大增，应对弹性递减等的分析解读不多。或许恰恰因为从形而下的层面来分析解读王朝兴替则比较匮乏，才导致我们习惯于从世道人心等形而上的层面来强调德治的重要性。

    而现代人由于科技力量的强大，往往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农耕时代脆弱的平衡，而失去了过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习惯于凭借现代技术去拓展文明的边界，但由此导致的过度扩张，有时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平衡被破坏，更容易招致环境的报复，有时甚至是不可逆的反弹。在没有地表径流的地方通过过度抽取地下水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由此所导致的沙漠化和地表沉降，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而海水淡化和调水工程的高昂成本，则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类的野心和贪婪应有其限度，不可能轻易超越自身的能力半径。

    此外，全球化时代，生态系统的运行也变得全球化，水资源的分配也成为全球性议题。水本身已成为一个全球性产品，而粮食的进出口说到底也是水的进出口，因此任何一个地方有关水的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连锁效应，比如秘鲁的水危机会影响其粮食生产，进而影响其大宗粮食出口目的地中国的粮食供应及粮食安全。而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兴建水库的举动，也越来越引发下游东南亚邻邦的关注。围绕水的政治将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关各国合作治水则被视为在提供一项重要的区域公共产品。

    人们对水的永恒的渴求在当下仍在继续，也许比之前还要迫切，因为城市化在提速，而城市自古至今都是“口渴的猛兽”。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似乎依然没能驯服水这一流动的权力。鉴古而知今，从远古至今，我们对于知识的渴求也犹如对水的渴求，我们从人类过往历史中汲取治水经验教训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一种另类的水资源的开发。如何对水的消费进行总量控制，如何在保持普通人基本用水权的基础上，结合市场机制激发人们节水和创新水利用方式与技术的热情，将是人们永恒的共同课业。我们将因为对水的共同求索而继续联结在一起。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