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不做经济总量冠军

苏琦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国际比较项目报告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今年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消息一出，舆论并未大哗，而各方解读颇为耐人寻味。
    对于中国媒体的“淡然处之”，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戴维·皮林认为，这是因为媒体受到了“管制”，而中国政府之所以不让媒体“欢呼雀跃”是因为遵循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
    戴维·皮林们注意到了中国媒体的低调，但却给出了错误的解读。中国媒体面对“GDP冠军”称号的低调其来有自，非关政府“管制”。多年以来人们即已认识到GDP总量和人均的区别、GDP和可支配收入的区别，以及GDP与幸福指数等等的一系列不匹配。换言之，近年来，中国人已经从现实中得到了持续的去GDP情结的教育，随着一个个指标的渐次完成——最大的钢铁、水泥等的生产国，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最大的贸易国等等，我们心态日趋平和的同时，也的确发现在很多时候一个指标的完成，更多是一个数字意义上的达标，而且代价可能不菲，在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同时，又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落后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长期的赶超心态，曾经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GDP情结”，或体现为李鸿章时代海军舰船的吨位，或体现为孙中山时代的十万公里铁路，或体现为毛泽东时代大炼钢铁之赶英超美。时至今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望已经与时俱进转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复兴”所蕴含的内容之丰富，对软硬实力、制度文化的可持续竞争力等等的要求，远非一个GDP老大所能涵盖。
    从国际上看，各国对于气候变化和降低碳排等议题的关注日甚一日，相关议题成为国际政经格局中重要的角力点，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中国越早为之计越避免被动。
    从国内看，雾霾笼罩大半个中国的景象令“唯GDP论英雄”的发展思路已经越来越不见容于社情与民意，以毁坏环境为代价得到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失去其正当性。事实证明，一个非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既无法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更无法打造出一个创新型国度。
    至于有关高GDP能够提振人们对经济和时局的信心的说法，其实也有落伍之嫌。世易时移，如今老百姓更关注身边的微观经济学，多选择以就业、实际收入和支出、物价水平、社会保障等指标来判断经济运行的好坏。单纯一个GDP的高低，已经不足以左右人们的信心。
    事实上，引领美国走出复苏并奠定其战后长期荣景基础的“新政”，也从未以具体年份的GDP指标来提振人们的信心，而更多是以就业的前景、政府的福利开支、财富的更合理的分配等等来达致目标。“功夫在诗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是以一场“社会革命”走出了经济危机。
    如若觉得身边的经济学指标过于微观，而社会工程的指标过于难以量化，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下的权重：带动了多少民间投资，民企的数目增加了多少，提高了多少就业水平，人们的医疗、教育、住房等负担减少了多少等等。
    数字游戏非信心之基，信心建立在人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上，不建立在干巴巴的GDP数字上，而高GDP下的普遍萧条感则更是一种最坏的结果。
    不惟GDP论英雄正成为各界共识。事实上，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提出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增长的挑战，强调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将使经济增长最终失去发展的意义。
    多元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多的量化指标，接下来的难题是，在GDP之外，我们能置办出一套替代性的指标体系吗？
    清华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组织相关课题组编制一套民生福祉指数指标体系。该课题旨在构建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引导各级政府围绕改进民生开展工作。课题组构建了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指标体系，在福祉指数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公共服务，二级指标有收入与就业、消费、收入分配、环境治理、环境满意度、安全感、政府治理、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用设施，整个指标体系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总体状况。
    从指标体系的构成中不难看出对国外相关领域领先成果的借鉴——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医疗、教育和收入水平三个维度衡量发展；2000年联合国千年峰会上发布了八项“千年发展目标”以及相关的18项具体目标和48项指数；不丹研究中心构建了不丹幸福指数，指数包括168个变量，涉及心理幸福、生态、健康、教育、文化、生活标准、良治等诸多方面；目前世界最有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世界价值调查”，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对影响个体幸福进行了实证分析，涉及200多个变量和59个国家样本。
    除了民生指数指标体系外，国内诸多政府部门和研究单位对于如何以一个涵盖经济、环境、社会、人民幸福感等多种因素的指标，取代单纯的GDP指标来评价地方经济的发展，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例如，国家统计局编制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国家发改委和杭州市政府编制了《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环保部编制了《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等。
    然而，就现阶段而言，所有这些成果都只能对惟GDP论英雄的倾向构成某种矫正，而无法替代GDP。吴晓灵也曾公开表示，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只是从侧面来引导和推动政府为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而开展工作，而不管在统计GDP的技术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GDP的考核体系永远会存在，因为它毕竟是测量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变量。
    害就在于“考核”二字。在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治体系内，一个考核指标的正当性在于能令所有被考核方心服口服，就当下而言，只有“面目可憎”且“干巴巴”的GDP指标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任何牵涉到居民主观感受和评价的指标只能作为“参考”指标存在。
    或许要等到地方官员的“考核”既要考虑上级的硬性指标，又要综合在地民众主观感受的时候，GDP指标的核心地位才会被取代，从而成为一个“参考”指标。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