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的三个时间点

    总体来看，从晚清谢幕之后，一直到1949年，一共30年的历史时间。一般人会将这个30年的历史时期总称为民国经济，但在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维度上，应该细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黄金时代，从1919年到1927年。事实上1919年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真正具有自由市场征象的时代，早在1919年之前就开始了，历史存在着巨大的延续性，晚清的确为中国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秩序的建立准备了比较好的基础，这就是被动展开的自由市场秩序、国际化的交换与竞争、民间市场的自由流动和企业家的崛起，但这一切在晚清谢幕之前，基本上处在晚清政府的管制之中，这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第一轮醒目的大政府重商主义经济，或者称之为官僚市场主义经济。
    这是必须要重点陈述的历史真相。晚清最后80年，官僚对经济的干预无处不在，但被动展开的市场体系已经将中国人带到市场自由竞争地带。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巨大的功课，这就是《晚清启蒙课》的学术意义。正如书名所言，晚清是中国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没有晚清的市场准备，黄金时代的市场价值和企业家价值就无从展开。
    因此，理解黄金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市场秩序，就应该强调一个变量：随着晚清的谢幕，大政府管制主义暂时退出历史舞台，北洋政府的建立，并没有在政治管制上形成全国性的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理所当然，北洋政府也没有试图走上重商主义经济学的道路。历史在一个偶然的逻辑变量上，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第一个事实上的小政府主义时代。而从晚清延续过来的比较好的市场经济一般秩序并没有因为晚清的谢幕而谢幕，恰恰相反，随着小政府主义的建立，自由市场的一般逻辑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主流，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黄金时代，它表现为市场的自由交换、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企业家市场自治秩序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自治秩序、企业家的竞争与创新等重要的现代社会要素禀赋。
    经济史和企业史在黄金时代构成了一种良好的正相关，经济是自由的开放的，企业家是自治的创新的，所谓黄金时代，其意义大抵如此。
    其次是民国经济时代。从1927年到1937年。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乃是1927年。这一年国民党试图做大它的政治地盘和经济地盘，试图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这是蒋介石先生毕生为之努力的工作。表现在经济史的意义上，是经济学面相朝着德国式的领袖市场经济和苏联式的领袖计划经济转型。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经济学思想直接导致国民党南京政府有限度地向计划经济转型，但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蒋介石则是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坚定反对者。因此，民国经济很快转入一种官僚主导的市场经济状态，一半是大政府主义和官僚计划经济，一半则是有限度的市场竞争。这样的经济史格局，相比黄金时代的自由经济征象，明显是一个醒目的退步，中国经济在经过黄金时代短暂的小政府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高潮之后，迅速退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官僚资本主义。表现在企业史的意义上，则是企业和企业家普遍被政府政策性收买和并购，甚至是占有，而企业家则普遍进入官僚政府系统，一大批具有杰出市场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转型为国民党的政府官僚，市场的自由竞争退居其后，政府成为经济的主要计算者和设计者，企业家成为政府的门下走狗。这样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格局，大致持续了10年。因此我们认为，在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意义上，如果说1883年洋务运动的勃兴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第一次倒退，那么1927年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第二次倒退。两次醒目的倒退，都是大政府主义深度干预市场的结果。
    其三就是救亡时代，1937年到1949年。这是一个与经济史和企业史基本无关的时代，本课题并没有进行深度分析，而是一笔带过。大致的基本线索是，从著名的1937年开始，日本人入侵中国，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宣告终结，国家进入沉重的血战救亡时代，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叙事被战争终止，而1945年到1949年之间的国民党共产党残酷的内战，更是将经济史和企业史完全遮蔽，中国进入老旧的改朝换代叙事，国民党退居台湾，共产党入主大陆，一个时代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完全结束。
    从黄金时代到民国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和企业家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沉浮，先是几乎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家创新，接着是民国政府大政府主义对市场自由秩序的强力干预，最后整个国家进入民族救亡压倒市场启蒙的时代，经济史和企业史变得不再重要，企业家的市场叙事变得不再重要。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