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治霾恐成持久战

　　10月下旬，雾霾天重来。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钢铁之城”河北唐山，发现这里“毒气”更盛。在丰润区曙光钢材贸易市场，一派繁荣景象昭示着唐山钢铁业的兴旺。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钢铁看河北，河北钢铁看唐山”，唐山一个城市的钢铁工业产值占据全国近三成份额。

　　这里的人们或许并不尽知的是，两个月前，志在围剿雾霾流毒的攻坚战已经在京津冀三地高调打响。霾“毒”至深，在这场已上升为政治任务的战役中，参战方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雾霾不散

　　钢铁高炉环踞排污难管难控

　　一个面积占不到全国1/20的区域，却密布着全国超过一半的炼铁高炉，这意味着钢铁行业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造成的污染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防治难度更大。

　　在这场雾霾攻坚战中，唐山无法置身事外，因为钢铁工业已被锁定为导致大气污染的“元凶”之一。作为重点治理目标之一，唐山市到2017年前，需将自身钢铁产能砍掉4000万吨，相当于目前既有产能的1/3。

　　雾霾天气的罪魁是空气中PM2.5浓度超标。据专家介绍，一直以来，钢铁生产排放的烟气对PM2.5颗粒物形成的贡献率仅次于位于首位的火电厂。

　　河北的钢铁大军到底有多大规模？“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春对此向记者表示，从产能上讲，截至今年上半年，河北省钢铁产能已达3.14亿吨，占全国总产能的1/3，其中唐山产能就超过1.2亿吨。而从钢铁污染源排放出口的炼铁高炉数量来看，据“我的钢铁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钢铁高炉有700座左右，其中河北省就达270多座，天津有十多个，再远一点的山西和山东省分别有40和30多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炼铁高炉数量超过全国一半。

　　“一个国土面积不抵全国1/20的区域，却密布着全国超过一半的炼铁高炉，这意味着钢铁行业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造成的污染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污染防治难度也更大。”徐向春直言。

　　自今年以来，环保部跟踪统计的全国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显示，空气质量较差的前十名城市均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而到今年三季度，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的比例更是达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近三倍。

　　事实上，京津冀地区的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排放问题，一直是环保部大气污染监管盯得最紧，但也是最头疼的难题。据记者了解，环保部各级官员去年以来在不同场合纷纷表达对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钢铁业污染的严厉批评。而颇为无奈的是，目前整个华北地区的钢铁企业均为未通过环评的“黑户”，对其监管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另一方面，据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人士告诉记者，即便是已经加装环保设施的钢厂，为减少运行成本，环保设施也经常不运行，导致污染物排放难管难控。

　　利益困局

　　地区实力不一联防联控不易

　　北京雾霾的污染源有1/4来自周边地区，这意味着污染防治须联防联控，但利益纠结下的京津冀各方却陷入“各自为战”局面，这一问题也深深考验着各地的决心和智慧。

　　王跃思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在他近年来领衔承担的京津冀雾霾天气溯源及控制系列课题研究中，发现直接导致北京地区雾霾天气的PM2.5污染源中，有超过20%来自于外部输入，且一旦遇到空气流动性差的雾霾天，这一比例还会上升。

　　王跃思指出，这意味着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治理必须采取联防联控，协同行动，谁都无法独善其身。而且按照实施细则要求，到2017年，北京须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河北、天津则提出要下降25%，这之间的差距反映出的问题就是，河北、天津下降25%后，PM2.5浓度可能是100微克/立方米，在区域之间空气的自然流动下，北京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实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

　　事实上，大气污染防治的区域联防联控，在欧盟、美国过去治理大气污染时已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也提出过京津冀、长三角实施这一机制的诸多设想和建议。

　　然而在国内，由于牵涉到各地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些设想和建议要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还存在诸多羁绊，也就注定了这场攻坚战从一开始就充满“壮士断腕”式的悲壮。

　　“我的钢铁网”曾做过一项测算，河北省5年内要削减6000万吨产能，按钢厂建设费用，若一吨钢需要3000多元资金计算，将意味着该省将因此损失近2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会因此丢掉饭碗。

　　而对于北京来说，这种经济损失的压力则相对小得多。王小明告诉记者，北京的工业污染已经基本消除，至少在北京四环以内目前已基本消灭大量燃煤的工矿企业，接下来将进入到治污的更高层面。例如，北京决心在2017年前将全市车用汽柴油的品质升级到和欧洲最高的欧五标准同步，尽管其目前已升级至国四标准，远超过河北甚至国内绝大多数城市。

　　事实上，过去几年津冀两地承接了一些北京的产业转移项目，且北京对处于自身上风上水位置的张家口和承德地区近年来为北京保障水源和防风治沙所作出的贡献都进行了一定的生态补偿。

　　但河北当地人却对北京的这份“厚爱”不十分领情。一位承德市政府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北京给当地的补贴多为一事一议，且补贴额度有限。现如今要治理大气污染其实是长期的事，这就需要有一个长效的补偿机制，包括生态和产业等多方面的。“这事我们市长曾多次呼吁过，但成效不是很好。”该人士表示。

　　资金尴尬

　　融资渠道不畅亟待多方合力

　　在这场高调打响的雾霾“攻坚战”中，各地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各地治霾的巨额资金该从哪里来。政策画出的万亿“蛋糕”虽让市场垂涎，但对于投资者而言，须看准时机再下手。

　　环保部相关人士此前明确表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未来5年的投资需求将达1.75万亿元。在环保行业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投资板块的当下，这一诱人的“蛋糕”着实吊足了市场“胃口”。但不得不泼的冷水是，尽管“蛋糕”诱人，什么时候能做好，又有谁能率先尝到第一口美味？尚是未知数。因为可能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不免影响到人们的信心。

　　目前，在京津冀各地落实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相继出台的同时，除北京高调宣称其未来5年治理雾霾的政府投入将达2000亿到3000亿元外，其他省市均未有明确表态。而记者采访多位专家得到的大概说法是：如果全面达到各地方案中拟定的目标，其投资需求都将不比北京少。

　　在政策制定方的设想中，解决治霾的资金需求将来自污染企业、社会及民间资本、银行、地方及中央财政等多方面。但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在目前环保行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并非各个融资渠道均畅通无阻。

　　燕山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宋来洲对记者表示，这是当前京津冀地区“两高”(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普遍心理，在这种心理支撑下，除非《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时出台，能从法律上明确企业的治污责任，形成强力约束，才能倒逼企业的积极主动性。

　　宋来洲则认为，雾霾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仅凭政府投入还是孤掌难鸣。他建议，治理雾霾的企业主体责任仍须强化，政府应创设让企业积极参与治污的制度环境，例如财政资金对企业治污可以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同时政府主导成立区域性的排污权交易中心，让减排得力的企业可以通过转让自己多余的排污指标来获得治污收益。而政府有限的财力则应集中于与民生相关的污染源治理上。

　　有限的财力对应的就是有限的市场空间，这可能意味着政策方正在酝酿的逾万亿元雾霾治理“大蛋糕”，并不会以急火猛攻的方式和盘托出，更多的则是“文火慢烹”。既然如此，时下市场投资者普遍关心的是，哪些细分板块会受益于政策而率先成熟起来？

　　“雾霾治理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发达国家根治大气污染也都花了10年到20年，况且中国的大气污染更严重，防治形势更复杂，因此即便市场情绪再热，老百姓期望值再高，也需明白这场雾霾攻坚战的持久性，这需要政府、企业及民间三方合力推动才可尽快制胜。”王跃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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