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遗产税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10-11 23:56:00
摘要：遗产税是令美国人非常激动的一件事，人们要么为它摇旗呐喊，要么对它恨之入骨，通常没有多少人持中性的看法。
普林斯（Ted Prince）
遗产税是令美国人非常激动的一件事，人们要么为它摇旗呐喊，要么对它恨之入骨，通常没有多少人持中性的看法。很有可能，这个话题若在中国提出，也会让中国人变得激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个国家有这个税，哪个没有。美国有遗产税，和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新兴国家通常没有，这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有效的税收体系，即使对于收入税这样的税种而言。其次，新兴国家的富人往往会设法阻止遗产税的出台。
在美国，联邦政府针对5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遗产征税。一些州也有遗产税。因此，有些富裕的美国人会在年长之后变迁住址，去遗产税低的地方。但用这个计策摆脱不了联邦遗产税，即使搬家到国外，只要是美国公民，都得交这个税。
支持这项税收的主要是民主党人。他们将它视为防止超级富人阶层出现的方法，以避免有群体可以藐视法律、对穷人制造不公。整体上，共和党人反对遗产税，他们认为这项税收是对个体企业和努力工作的惩罚，而且政府得到这笔税款，反正也会浪费。
坏的一面
在美国，反对遗产税的一个理由是它不会为政府创造多少收入，因为仅有一小部分人需要缴这个税。统计显示，拥有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美国公民并不多。其次，富人总是会运用聪明的法律和会计伎俩逃脱纳税。因此，政府征这项税得花很大力气，从中得到的收入却很少。这还不是反对遗产税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它惩罚的是职业道德和创业活动。
美国反对遗产税的主要是小企业主，包括农场主，后者多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农场，并像小企业那样运营。对小企业或农场征收遗产税往往意味着让它们的主人承担沉重的债务。他们认为自己已然承担了创立企业的风险，再因此纳税并不公平，这无异于努力工作的成果被拿走——用他们的话说，被“窃取”。
遗产税征取的对象是资产，不是收入。因此，对于一家经营困难、多年没有盈利或发不出工资的小企业或农场来说，这项税收可能意味着它们的拥有者欠政府一大笔钱，即使这些人多年没有从生意中获得经济回报。小企业的资产常常会在企业主去世后为其家庭用作退休收入目的。而小农场可能已经因为坏天气经历数年亏损，遗产税会让它们直接破产。
多数时候，小企业为美国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数百万家小企业，有的可能只带来几个工作岗位，但它们整体上是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因此反对遗产税的人称，这项税收事实上会阻碍对就业有利的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遗产税不鼓励创立企业，具有反效果。它被视为对美国企业家的歧视，而在美国，正是企业家精神鼓励了苹果、谷歌等企业的诞生。
好的一面
遗产税的主要原因是降低社会不公。支持者认为，如果不持续制约最富有的1%的人群，就会出现一个永久的特权阶级，相应地，也会存在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
遗产税被认为会提高社会流动性。问题在于，即使做到了这一点，相比其它促进社会流动性的强大因素来说，遗产税的贡献微不足道。其它因素包括累进所得税制、提供给穷人的社会福利金、对免费医疗保健和食物的补贴。当然，这些在美国都已存在，因此，遗产税是否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值得商榷。
遗产税有一项不可否认的巨大优势：它促使美国富人将钱赠出行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将钱捐给慈善事业或用于建立慈善基金来免除很大一部分遗产税，而他们要么这样做，要么就得把钱给政府。
多数富人不愿把钱留给政府，因此美国的私人慈善家是社会福利项目的重要贡献者。不仅美国人受益于此，美国的慈善基金还在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行善。例如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美国还有许多这样的慈善基金会，多数没有多少名气，但却是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包括抗击疟疾、HIV、艾滋病，推动女性教育、避孕，扶助小微企业，等等。政府在这些方面不太可能如此有效。
好还是坏？
那么，遗产税到底是好还是坏？关于遗产税的价值在美国和欧洲已经争论了多年。左派人士通常本能地支持它，因为他们对富人带来的问题存在不满。右派人士则往往本能地反对它，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不应插手企业家的事，而要任由他们去创造财富——在他们眼中，任何妨碍企业家的事都等于阻碍创造就业，从而有损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反过来会惠及穷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在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一方认为社会公平是最重要的政策，即使追求公平会减缓经济增长。另一方则认为经济增长才是应该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即使它会带来一些社会不公。因此，问题源于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目标。如果在一个增长迅速、社会差异较大的社会，例如中国，那么决策者可能想将重点放在社会公平上，即使这样做意味着降低增长速度。如果在一个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如美国和欧洲，那么决策者可能会更重视经济增长，即使这会降低平等。
但是在发达国家，要求社会改革的力量如此强大，放慢促进平等的努力不大可能，即使这样做可以加快经济增长。法国和西班牙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中国，我认为答案也不是遗产税非好即坏，而是利弊共存。每个社会不尽相同，许多选择取决于各自的社会目标、社会环境和人们更看重的东西。这是一系列困难的选择，但每一个像中国这样发展如此之快的社会都得自己做出选择。
(作者为佩斯领导力研究院创始人兼总裁)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兰晓萌 编译
遗产税是令美国人非常激动的一件事，人们要么为它摇旗呐喊，要么对它恨之入骨，通常没有多少人持中性的看法。很有可能，这个话题若在中国提出，也会让中国人变得激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个国家有这个税，哪个没有。美国有遗产税，和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新兴国家通常没有，这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有效的税收体系，即使对于收入税这样的税种而言。其次，新兴国家的富人往往会设法阻止遗产税的出台。
在美国，联邦政府针对5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遗产征税。一些州也有遗产税。因此，有些富裕的美国人会在年长之后变迁住址，去遗产税低的地方。但用这个计策摆脱不了联邦遗产税，即使搬家到国外，只要是美国公民，都得交这个税。
支持这项税收的主要是民主党人。他们将它视为防止超级富人阶层出现的方法，以避免有群体可以藐视法律、对穷人制造不公。整体上，共和党人反对遗产税，他们认为这项税收是对个体企业和努力工作的惩罚，而且政府得到这笔税款，反正也会浪费。
坏的一面
在美国，反对遗产税的一个理由是它不会为政府创造多少收入，因为仅有一小部分人需要缴这个税。统计显示，拥有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美国公民并不多。其次，富人总是会运用聪明的法律和会计伎俩逃脱纳税。因此，政府征这项税得花很大力气，从中得到的收入却很少。这还不是反对遗产税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它惩罚的是职业道德和创业活动。
美国反对遗产税的主要是小企业主，包括农场主，后者多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农场，并像小企业那样运营。对小企业或农场征收遗产税往往意味着让它们的主人承担沉重的债务。他们认为自己已然承担了创立企业的风险，再因此纳税并不公平，这无异于努力工作的成果被拿走——用他们的话说，被“窃取”。
遗产税征取的对象是资产，不是收入。因此，对于一家经营困难、多年没有盈利或发不出工资的小企业或农场来说，这项税收可能意味着它们的拥有者欠政府一大笔钱，即使这些人多年没有从生意中获得经济回报。小企业的资产常常会在企业主去世后为其家庭用作退休收入目的。而小农场可能已经因为坏天气经历数年亏损，遗产税会让它们直接破产。
多数时候，小企业为美国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数百万家小企业，有的可能只带来几个工作岗位，但它们整体上是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因此反对遗产税的人称，这项税收事实上会阻碍对就业有利的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遗产税不鼓励创立企业，具有反效果。它被视为对美国企业家的歧视，而在美国，正是企业家精神鼓励了苹果、谷歌等企业的诞生。
好的一面
遗产税的主要原因是降低社会不公。支持者认为，如果不持续制约最富有的1%的人群，就会出现一个永久的特权阶级，相应地，也会存在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
遗产税被认为会提高社会流动性。问题在于，即使做到了这一点，相比其它促进社会流动性的强大因素来说，遗产税的贡献微不足道。其它因素包括累进所得税制、提供给穷人的社会福利金、对免费医疗保健和食物的补贴。当然，这些在美国都已存在，因此，遗产税是否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值得商榷。
遗产税有一项不可否认的巨大优势：它促使美国富人将钱赠出行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将钱捐给慈善事业或用于建立慈善基金来免除很大一部分遗产税，而他们要么这样做，要么就得把钱给政府。
多数富人不愿把钱留给政府，因此美国的私人慈善家是社会福利项目的重要贡献者。不仅美国人受益于此，美国的慈善基金还在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行善。例如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美国还有许多这样的慈善基金会，多数没有多少名气，但却是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包括抗击疟疾、HIV、艾滋病，推动女性教育、避孕，扶助小微企业，等等。政府在这些方面不太可能如此有效。
好还是坏？
那么，遗产税到底是好还是坏？关于遗产税的价值在美国和欧洲已经争论了多年。左派人士通常本能地支持它，因为他们对富人带来的问题存在不满。右派人士则往往本能地反对它，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不应插手企业家的事，而要任由他们去创造财富——在他们眼中，任何妨碍企业家的事都等于阻碍创造就业，从而有损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反过来会惠及穷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在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一方认为社会公平是最重要的政策，即使追求公平会减缓经济增长。另一方则认为经济增长才是应该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即使它会带来一些社会不公。因此，问题源于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目标。如果在一个增长迅速、社会差异较大的社会，例如中国，那么决策者可能想将重点放在社会公平上，即使这样做意味着降低增长速度。如果在一个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如美国和欧洲，那么决策者可能会更重视经济增长，即使这会降低平等。
但是在发达国家，要求社会改革的力量如此强大，放慢促进平等的努力不大可能，即使这样做可以加快经济增长。法国和西班牙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中国，我认为答案也不是遗产税非好即坏，而是利弊共存。每个社会不尽相同，许多选择取决于各自的社会目标、社会环境和人们更看重的东西。这是一系列困难的选择，但每一个像中国这样发展如此之快的社会都得自己做出选择。
(作者为佩斯领导力研究院创始人兼总裁)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兰晓萌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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