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随处可见的“反行为”

    我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终于出版了。“反行为”的概念是我在20年前提出的，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道家老子喜欢讲“一正一反”，认为一切事物之内都存在着对立物和对应行为，“反行为”从下层出发，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它不一定是站在哪一边，它也很少“道德预设”，从而留下了较大的解释空间。读过《老子》就会知道，所谓“下”、“反”一类词汇，皆无贬义；它表示的是，任何一方若有过甚之举，便可能引起相应的反弹，一项政策设想即便是“好”的，也可能引起下层的对应行为。
    如果说世间事物都处于一种“对立关系”当中，那么从中国古代老子的“一正一反”，到现代一般人所说“反抗”之间，是有层次，一步步拓展下来的，“反行为”既非前者，亦非后者，它可能就是其间一个层次的表现。
    我曾公开表示，“反行为”不是“反抗”，2010年更特别强调了这点，并把它称之为“不反之反”。现在看来，这可能是理解“反行为”的一个契入点。
    一言之，“反行为”理论探讨的第一步，是把它跟“反抗”区别开来。
    为什么会出现二者的混同和误解，或把一切都归结为“反抗”呢？我想，这可能是受了根深蒂固的“斗争理论”的意识形态影响；同时，因为西方思想是二元的，所以都表现为这种对抗式的理解。
    “反抗”与“反行为”即使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弱者的武器”中的一些方式，特别表现在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怠工、偷盗等。但据我了解，它们仍是在激烈对抗的大框架下的反应，仍然是反抗，而不是“反行为”。
    “反行为”是一种微妙的人类行为，可能也不是在所有地区或所有民族都存在的。
    相对而言，中国农民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通过“反抗”，而是通过他们的“反行为”取得的。换一句话说，中国人首先可能并不是“反”，而是“从”。是先“顺从”、“答应”了，之后在其“顺利执行”当中，再想办法慢慢往回“找补”的。
    “反行为”不是“反抗”，历史上大多数社会恐怕也并非由那种剧烈的斗争所构成；而在统治较为严厉的地方和时期，“上面”不允许“下面”反抗什么，发现了也非镇压不可。因此，“反行为”可能正是这些社会表达不同意见所惯常采用的一种行为，也远比“反抗”使用得更为经常和普遍。
    “反行为”是“下方”面对“上方”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强势”和“尽得先机”的情势下，由“弱势者”后发的“反制”行为。它不是“反”，而首先是“接受”，如面对“集体化大风暴”，中国农民不得不先“跟上走”，而不作硬性抵抗。但在“服从”之后，农民就有很多办法往回“找补”，如集体化后，农民“压产”，不多产粮、交粮，多年以来维持“贡赋”在同一水平线上。就此而言，“反行为”的成果大小虽“因事而异”，但它总是可期待的，有时还是很可观的。
    不错，在农民的思想行为中，“反”是可能有的，它们都是集体经济的“对立物”，但未必是“反抗”。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有时还十分微妙，在无处不在的“对立”状况之中，若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各种“对应行为”，而不一定是“反抗”。
    “反行为”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即使是想“反叛”，“反抗”也不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然，在政府眼里，则可能把它认做“对抗”，而加以严厉打击。这里显然存在不同的视角，不能强作解人，也不应随意将自己的想法当做“历史意见”。
    反过来说，世上存在一些关系，互相之间并没有到那样严厉的程度，在这种地方，恐怕也只能使用“反行为”，而非“反抗”。在清朝的宫廷和官场我们都不难发现这样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反行为”就是某种“窘迫无奈”的情况下——或无法反抗，或处于并非如此对立的关系之中——所采取的一种“应对”和“反制”的行为。
    “反行为”与一般“反抗”理论的最大区别，不仅在表现形式上，可能还在于“反行为”在功效上的与众不同。
    “反行为”是一种日常的常规行为，未必期待一个最后的“总爆发”，却可能导致相应的后果。“反行为”由静悄悄的隐秘的日常细小行为所构成，一般而言，其效果是有限的，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或尽除下层一方的痛苦。不过，它仍可能迫使上层做出重大的制度变革和制度修订，如中国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实现，就有一半是被农民“拱”出来的，而无关于什么知识分子精英或革命政党的领导，也不必经过什么“农民大起义”。这是“反行为”的显著特点，是与其他“反抗”，如斯科特“弱者的武器”最大的不同，亦为梯利归纳的世界各类反抗行为所不及。
    从“反行为”的视角，不难看到它涉及政府角色、战略定位、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绝非单一“社会冲突”所能涵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