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变勾起我写作欲望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9-05 00:37:00
见习记者 牛汉 北京报道
德国作家英果·舒尔策首次造访北京，带来了他的《简单的故事》。这部由“歌德学院翻译资助计划”提供全额翻译资助的小说是舒尔策的首部中文译作。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舒尔策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不过他的《简单的故事》已获得多个国际文学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东西德迎来统一。有形的阻隔消失了，然而，两德原有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教育、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更像是一种无形的隔阂，冲击、改变着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命运。英果·舒尔策（IngoSchulze）的《简单的故事》，描写的就是统一之后德国小城阿尔滕堡居民的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却能让读者看到整个世界戏剧性地崩塌与破裂的场景，以及在历史面前惊慌失措的主人公们。
上月底，舒尔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并就他的写作和小说中的人物趣事做了分享。
《华夏时报》：你曾经做过戏剧导演，也办过媒体，之后成为一名作家，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舒尔策：我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尝试写作，但是一直都没成功。直到30岁，我都没有什么成就。1992到1993年我作为商人去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此前，我所在的德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转换。我从来没有想过东西德会统一，两者的制度如此不同，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在俄国，刚刚解体的苏联，让我又一次体味了这种经历。不过那里的变革十分粗暴，没人知道下周会有怎样变化。第二次的经历给我带来了思索。我发现先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不存在了，钱成了所有人谈论的话题。甚至我和几个朋友创办的报纸，也不过成为登广告的烂纸片。这样的巨变，再次勾起了我写作的欲望，我决心重回文学创作，我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华夏时报》：在读书会上，你讲了一个有关鱼和水的寓言。一条大鱼游经两条小鱼，问：“水怎么样？”小鱼们没有回答。待大鱼游开之后，其中一条小鱼问另一条：“什么是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
舒尔策：这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一个小故事，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很好地诠释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自己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一件事情让别人理解是多么困难。最终人们总是要找到与自身的距离，远离自己熟悉的语言、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旅行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其他的文化和了解他人的自知。从社会角度来讲的话，这种很少被提及的自知就是成长。经济增长和私有化是人们新的追求。这并不是件坏事。但是人们必须清楚，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做才是对公众有益的，而怎样是刚好相反的。而作为一个作家，就是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华夏时报》：政治的变化或者说时代的巨变在你的《简单的故事》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你那29个故事的大背景？
舒尔策：在东德，直到1989年，官方每一个词汇，每一个举动都是有政治因素的。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是非政治的。就连上学迟到都可能会被看做对社会主义的不尊敬。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东德，所有好玩的东西都来自西德而不是莫斯科，音乐、口香糖、牛仔裤和书。今天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只关心物质生活。真相通过语言和图像被去政治化了，被非历史化了，并被塑造成与生俱来的、自然的、不变的东西。政治今天间接通过经济或者社会内部阶层与我们相连。
《华夏时报》：《简单的故事》讲述的是处在社会裂变的普通人的生活，你是不是认为，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主宰着个人的命运？
舒尔策：社会的变化给个体带来的转变有好有坏。就我自己而言，民主德国的自我解放对我的人生是一次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巨大的幸运。有时候，我们喜欢把个人命运归结为时代或者社会，追问谁会被社会操纵，而谁会从中获益得利。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人们没必要过分追问，因为，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认真对待生活，并从中获得自信。
《华夏时报》：我发现，评论界有时会将你与卡弗、福克纳比较，而我个人觉得，在作品的外在形式甚至书写人物的质感上，你和奈保尔更相像些，你个人认为呢？
舒尔策：少年时，我们都梦想像凯鲁亚克一样“在路上”，谁要是没有一本翻烂了的《在路上》会被瞧不起。还有德国的诗人沃夫·比尔曼，我14岁时在收音机里听到他，我那时就想写那样的诗，想成为他那样的一个英雄。但现在，对我来说每一本我喜欢的书都会对我有所启发。我并不忌讳使用现成的东西，我读很多东西，一旦对我来说是有启发的，那我就直接使用它，没有什么顾忌的地方。在德国有诸如阿尔弗雷德·都柏林这种写了很多不同的书的作家。但是当今一个作家不能只关注他的本国文学，我现在能说出几页的作家名字。我现在正在读波兰大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作品，我也读司汤达、福格纳，同时还有许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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