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是“专制传统”吗？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7-10 23:01:00
摘要：如果不能解决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这一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自己的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最近因讨论《乾隆十三年》，再次阅读比较了《万历十五年》，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先生在书里表示，明代国家在体制上有很多“罅隙”，不是依赖“直接处理”可以解决的，它“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处处干预”，而只能依靠所谓“间接管制”，或者说“以道德代替行政”。如果像张居正那样对文官“强迫命令”，则非弄得身败名裂不可。
因此黄先生以为明朝不具“现代性”，此话不假。但今天是否也可以说，明朝并不是一个“专制政治”？
黄仁宇另一本书《汴京残梦》中的精华，则是说大宋皇帝处于百官的包围之中，凡事不能不“马虎迁就”。“国家大事看来全是朝廷做主，其实不然。……各地方官也不能全不顾及下情。”皇上稍作“分外之事”，即有臣下诤谏。以致神宗悻悻道：“快意事一件也做不得。”——这算得“专制”么？
可是，在《现代中国的历程》里黄先生又说，中国官僚政治是以“专制王权独断的裁决”，以“不合理勉强称为合理”，——对“专制王权”几字，我经过几番思量，总觉得不如称为“家长制”好，正如他在几页后所说（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的“男女尊卑长幼”原则，可能更为妥当。
黄先生又说，传统政治，其结构只注重上端的理想，不注重下端的实际情形，结构松脆，效率极低，——我觉得这也不能断然称为“专制”，——所以他又说，“这样的体制在旧时代里不是没有它的积极性格”；蒋介石的“决心全系自己所下，他不受任何人支配，可是我们亦不能因此称之为独裁者”。
我们或可以说，当日中枢命令无论能否影响到社会下层，都可以视为庙堂之上的一种“仪式”，表示的是一种“仁政”，是“大家长”施恩于百姓苍生，如果后人把它视为“专制独裁”，可真是冤枉煞了！
也可以说，这几个字一出口就把它弄拧了。因此，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专制”的概念问题，可是我们早就发现，“专制”二字在中文里并不是这样用的，在西文里，也都对不上号。
例如，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君主制”是一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但君主制可能蜕化为它的堕落形式——“暴君制”，单个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权力。“贵族制”，希腊语意为最好的统治，是少数人为了全体利益而统治。但也可以蜕变为它的堕落形式——“寡头制”，少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统治。
其中可能只有“君主制”和中国传统制度有几分相似。其他都搭不上边。
又如李零在《读“动物农场”》中写道：
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人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人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
独裁。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份儿上，如纣王之“独夫”。
绝对主义，多翻成“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
诸位看看，哪一个词儿能跟中国传统时代配得上？所以我说：“西方的概念再好也别往中国身上随便安。”
在60年前，钱穆先生就说过，“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在他们眼里，中国自然是君主专制，说不到民权，其实，这不过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西洋的政治史概念，只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个范畴，可当代西方法西斯和共产极权两种政治，完全逃出了这些范畴。“难道中国传统政治便一定在此三范畴之内，不会以别的一种方式出现吗？”——为此，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写道，“专制”一词，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对中国当代，“两不相宜”，都不合适。
钱穆先生就此提出，“我们还得把自己的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而不可附会演绎，太随便太懒惰。
现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自创词义，拿一个自己制造，“自以为是”的概念去跟别人辩论，像是唐·吉诃德跟风车作战。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风车”，自然就是所谓“专制”了。
最近我的朋友维光写道：有一种典型的观念论者，他以为他掌握了真理就可以随便谈什么。把一个词翻译成什么，那要看这个术语是如何产生的，人家如何使用的，指的是什么，不是他一拍脑袋想当然的。他不去看文献，不去了解发生发展史，居然指定西文词应该是什么意思。
我也碰见这样的同仁，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传统就是“专制”的，这个词从何而来呢，就是他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拿自己发明的概念充数，如说：一人做主就是专制，政治垄断就是专制，反正就是那个小羊羔了，不是它也是它！悲夫。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呢？我只是想证明，各种政治制度可能都有其“天花板”，怎能把中国传统拿出来单一股“特殊照顾”？如果我们先把中国文化传统看扁了，还没怎么着，就当成了“臭狗屎”，后面还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我说，如果不能解决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这一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自己的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作者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因此黄先生以为明朝不具“现代性”，此话不假。但今天是否也可以说，明朝并不是一个“专制政治”？
黄仁宇另一本书《汴京残梦》中的精华，则是说大宋皇帝处于百官的包围之中，凡事不能不“马虎迁就”。“国家大事看来全是朝廷做主，其实不然。……各地方官也不能全不顾及下情。”皇上稍作“分外之事”，即有臣下诤谏。以致神宗悻悻道：“快意事一件也做不得。”——这算得“专制”么？
可是，在《现代中国的历程》里黄先生又说，中国官僚政治是以“专制王权独断的裁决”，以“不合理勉强称为合理”，——对“专制王权”几字，我经过几番思量，总觉得不如称为“家长制”好，正如他在几页后所说（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的“男女尊卑长幼”原则，可能更为妥当。
黄先生又说，传统政治，其结构只注重上端的理想，不注重下端的实际情形，结构松脆，效率极低，——我觉得这也不能断然称为“专制”，——所以他又说，“这样的体制在旧时代里不是没有它的积极性格”；蒋介石的“决心全系自己所下，他不受任何人支配，可是我们亦不能因此称之为独裁者”。
我们或可以说，当日中枢命令无论能否影响到社会下层，都可以视为庙堂之上的一种“仪式”，表示的是一种“仁政”，是“大家长”施恩于百姓苍生，如果后人把它视为“专制独裁”，可真是冤枉煞了！
也可以说，这几个字一出口就把它弄拧了。因此，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专制”的概念问题，可是我们早就发现，“专制”二字在中文里并不是这样用的，在西文里，也都对不上号。
例如，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说：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君主制”是一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但君主制可能蜕化为它的堕落形式——“暴君制”，单个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权力。“贵族制”，希腊语意为最好的统治，是少数人为了全体利益而统治。但也可以蜕变为它的堕落形式——“寡头制”，少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统治。
其中可能只有“君主制”和中国传统制度有几分相似。其他都搭不上边。
又如李零在《读“动物农场”》中写道：
欧洲政体，古典时代是分为三类六种：“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人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人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组词，都是前边好，后边坏，君主制最好。可是现代政体，流行的却是民主制。
独裁。我国帝王，称孤道寡，唯我独尊，西周时期，叫“余一人”，最像这个词。这种一人说了算的统治者，在我国，那是司空见惯，并不都叫暴君。中国的暴君，那得“独”到一意孤行、谁劝都不听、随便杀人、近乎虐待狂的份儿上，如纣王之“独夫”。
绝对主义，多翻成“专制主义”，是个没有历史概念的混沌。其实，它是专指资本主义前夜，高度集权的君主制。
诸位看看，哪一个词儿能跟中国传统时代配得上？所以我说：“西方的概念再好也别往中国身上随便安。”
在60年前，钱穆先生就说过，“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在他们眼里，中国自然是君主专制，说不到民权，其实，这不过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西洋的政治史概念，只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个范畴，可当代西方法西斯和共产极权两种政治，完全逃出了这些范畴。“难道中国传统政治便一定在此三范畴之内，不会以别的一种方式出现吗？”——为此，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写道，“专制”一词，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对中国当代，“两不相宜”，都不合适。
钱穆先生就此提出，“我们还得把自己的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而不可附会演绎，太随便太懒惰。
现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自创词义，拿一个自己制造，“自以为是”的概念去跟别人辩论，像是唐·吉诃德跟风车作战。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风车”，自然就是所谓“专制”了。
最近我的朋友维光写道：有一种典型的观念论者，他以为他掌握了真理就可以随便谈什么。把一个词翻译成什么，那要看这个术语是如何产生的，人家如何使用的，指的是什么，不是他一拍脑袋想当然的。他不去看文献，不去了解发生发展史，居然指定西文词应该是什么意思。
我也碰见这样的同仁，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传统就是“专制”的，这个词从何而来呢，就是他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拿自己发明的概念充数，如说：一人做主就是专制，政治垄断就是专制，反正就是那个小羊羔了，不是它也是它！悲夫。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呢？我只是想证明，各种政治制度可能都有其“天花板”，怎能把中国传统拿出来单一股“特殊照顾”？如果我们先把中国文化传统看扁了，还没怎么着，就当成了“臭狗屎”，后面还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我说，如果不能解决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这一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自己的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作者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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