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乎胭脂主义吗?

作者:王亥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5-15 22:32:00

摘要:“胭脂主义”这个概念是叶匡政的发明。胭脂代表粉饰、谎言和伪证,“胭脂”是一笔债务。
    当“自恋”成为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当春晚成为国家仪式,当周立波被“选举”为民众释放政治情绪的代言人……有人在乎这些现象吗?著名文化学者叶匡政持续六年时间,紧盯这个时代的“幻象”和“假象”,揭示了大量不容忽视却被公众漠视的时代病。他的新书《格外谈》,用70篇文章的规模,逼近这个时代最幽暗的部分。这部著作所剑指的真相还包括女性意识的危机,公民的怀疑,海关不凭什么就随意没收图书,被视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已部分沦为“贱儒”,甚至堕落为人类品德的败类……《格外谈》,格外之谈,常例之外,突破的不只是习见之见的云翳,而是遮蔽真相的坚硬铠甲。
    叶先生称这种坚硬的外壳叫“胭脂”。
    “胭脂主义”这个概念是叶匡政的发明。信奉胭脂主义,从团体到个人,无一幸免。胭脂代表粉饰、谎言和伪证,“胭脂”是一笔债务。
    六年的观察和审视,叶匡政的视角涉足广阔的社会领域,他开出了一纸详细的账单。每一笔账都有出处,每一个身处债务纠缠的读者,都能够在明细账面上找到自己的签名,而每一个试图想在糊涂账里厮混下去的债务人,面对这份催款单,至少会感到颤栗。
    当然,《格外谈》不是通缉令,也不是执行传票,它更像是一本劝导辞,在债权债务间寻找一条可行的偿还之路。但是,这里没有妥协,有关“胭脂”的所有债务,都不可锁入保险柜,成为呆账。
    信仰真相的叶匡政,首先是个诗人,这也是他与其他出身不同的批评家迥异之处。叶氏批评不仅触觉敏锐,视角独到,眼光毒辣,往往一剑封喉。不过,他的剑,不置人死地,而是一把带有人文温度的手术刀。
    在《格外谈》的第一辑,首先刊布了他对诗人和诗歌的评论文章。他问道:“有人用诗歌救赎历史吗?”“我们已经被胭脂主义愚弄,难道我们还要成为历史的傻瓜?”他强调国之文化代表民族精神,文化是民族兴亡的风向标。他批评于丹,追问黄苗子“告密”,对天价画家范曾和画家艺术品价格虚高的发诘以及从传统伦理角度质问季羡林父子之间阴阳恩仇。他赞赏杨子“以诗句抵抗黑暗”的诗人之姿,重视袁凌忏悔式的生存方式,乐见一批诗人告别中间代,重新塑造诗人的人格形象;在《诗的民主之道》中,他主张诗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审视大众文化时,他揭秘了“憨豆先生”憨态“胭脂”之下的中产阶级本性;在提醒春晚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的时候,他指出春晚表达的是一种国家权威,是一种经过修饰后的公共情感……有关地震,灾难,捐助之殇;有关性别歧视,公权力的无制约和泛滥,有关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私下交易等等现象,《格外谈》都有格外新见……
    所谓“新见”为不常见。《格外谈》背后的主旨是文化自救,它着眼于当代文化观察,要义是通过对这个时代文化的深刻反省,正视我们自身的困境,并以此为契机寻找突破的道路。叶匡政放弃了史诗型批评家惯用的全景式摄取题材的模式,在抓贼的行动中,他并不拣个大的抓,而是盯住了破坏性强的高智力嫌犯。他知道这些家伙偷走了一种叫做“灵魂”的东西,他更了解失窃的时代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后果。《格外谈》谨慎地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乐于装疯卖傻?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说真话?为什么人们习惯性接受权力和权威的奴役,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劫持却乐不思蜀?他发问,谁来书写和救赎历史?失去文化自主动力的民族,何以重返回乡的道路?
    我理解的“格外”即为“胭脂”之外,在读完《格外谈》之后,是否可以再问,有人在乎胭脂主义吗?我们什么情况下是胭脂文化的制造者,什么时候又是受害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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