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罪人”郭嵩焘（上）

    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在如此全面、深刻却又如此急迫的大变动中，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那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一生，最初的理想抱负与最终的失望寥落，内心的种种矛盾和深痛……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 走科举功名的道路。1835年，17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作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当然，他很可能想不到，与曾国藩的结交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他可能更想不到，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今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因为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像。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或许，命运一定要安排郭嵩焘登上历史舞台。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他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举动，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时却与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自己。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如不知通达权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但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嵩焘或许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亦正在此。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只能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