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谋杀的宪政与历史真相

    1913年3月20日，湖南桃源人、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日后去世。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赞曰：“宋氏乃为中国宪法而牺牲之第一人。”

    一百年过去，“忠于宪法”一词越来越成为政治仪式的一部分。此时，我们该如何纪念宋教仁这一民主宪政先驱呢？对历史的审视和纪念，不应只是为了否定或者批判现实，而应是为了丰富对现实的洞察，从而使走向未来的道路更加广阔和坚实。

    宋教仁被刺及由此而来的二次革命，被认为是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失败，也是“统一的共和”的大决裂。对此决裂和失败的解释五花八门。首要的是指责袁世凯假共和、真专权。袁世凯的主张和辩解也因此几乎都被视为虚伪、欺骗，而不被认为其中包含有参考价值的政治经验。其次便是批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天真、幼稚、虚幻，比如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信任和让步，宋教仁对责任内阁的笃信。与此相关的解释便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最近还兴起新的考察角度。一是从政法技术角度考察民初宪政设计的不足，比如批评其既非总统制，又非内阁制。一是从法治角度考察宋教仁遇刺后各方的反应。由于宋教仁被刺，首先是一法律事实，因此流行的一个解释，便是革命党人并不相信法律。

    其实袁世凯无论真心如何，都得相机而行；外部给予袁世凯怎样的机会，便成为重要的因素。同理，宪政设计固然有高低，但终究循社会而运转；诸势力给予已定宪政怎样的社会机制，便成为重要的因素。法治信念源于成员对共同体正当性合法性的承认；凡是法制已坚实而处身其中却不承认法制的人，往往被法治暴力镇压，而一旦法制不够坚实，不承认的人力量又足够强大，便起而推翻之。这与推翻王朝无异。主权者、宪政法治、社会三者，从来处于互嵌的互动中，任何一环都有可能成为秩序的破坏者或毁灭者。

    正如亲历其中的邹鲁后来回忆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大借款案，主张由国会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

    制度与法律如何有效，乃民初政治实践成败为后人所提出的首要问题。但凡把原因简单归于袁世凯专权野心的历史观察，都无从获取源于历史的智慧。制度崇拜论者相信制度的力量，以为全赖制度本身设计的优良，对新设计的制度则抱有一试便灵的想法，而不知有效制度的力量，其实来自其自身对可持续社会结构的反映和相得益彰。假如社会结构总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什么制度都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产生不出制度观念本身。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制度便是结构。

    民初政治实践的主要核心，是如何制约袁世凯，以维护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经妥协而成的“统一的共和”。制约袁世凯，成为民初宪政设计有效的首要条件，也是共和建设往前推进的首要条件。这是典型的制约权力的实践和探索。尽管这种制约不是源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而是源于对具体个人的不信任。

    制度限制权力，必须有相应的实力以匹配。借政治-社会结构之势，赋予制度以实力，乃是首要的和终极的努力方向。如果一时没有相应的可凭借的政治-社会结构，灵活性最强的人事结构便是缓冲性凭借。宋教仁选择的制约方式是责任内阁制度和“强大真正之政党”，孙中山选择的制约方式是《临时约法》和定都南京。

    孙中山定都南京的方式，显然是借助当时南北政治地缘之势，来制约袁世凯，将袁世凯从北洋老巢中抽离。这既可借政治-社会结构之势，也可重塑人事结构。在当时条件下，定都南京便也是宪政重要构件之一。宪政无定法，必须缘势而建立，缘势而演进。然而宋教仁却力主定都北京，因为宋曾经亲履东北，深识其战略价值。早在1906年，宋就撰写《间岛问题》，指出日人谋占间岛，实为占领东北全部做准备。1911年，宋又撰写“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明白地指出：“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则日本是也。”

    后来历史书多只叙述袁世凯耍阴谋赖在北京就职，而不叙述当时主张定都北京其实是同盟会和舆论界的主流意见。宋氏意见就获章炳麟及北方各省代表、时论支持。最后黄兴以动用宪兵进入参议院威胁，参议院才议决政府仍设南京，但反对的声音响彻全国。

    宋虽设想以“强大真正之政党”这一社会结构性力量来支撑责任内阁制，然而具体政党不必然是社会结构性力量，本身是需要社会基础的。宋教仁与胡汉民争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宋主张中央集权，而责任内阁制可以制约袁世凯。胡汉民反对之，就说道：“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日受压迫，将无由抵抗……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显然，胡汉民是借各省革命势力来制约袁世凯。

    孙中山举袁以自代，附有三重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举大总统亲到南京就职；新总统遵守临时约法。这三重条件，都缺乏力量保障，以预防和约束袁氏擅权与专权；唯一能诉诸的便是革命。

    假设责任内阁与定都南京都能实现，袁世凯从北洋集团抽离，以南方为根基的国民党在南京参与和组织内阁，从而袁世凯力量削弱，政党政治力量增强，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也能影响中央，则可能是另一局势。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议会党起，革命党消。”

    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内外改组声四起，认为武装革命业已完成，应改为公开性政党，从事宪法国会运动，不复带秘密性质。反对方认为革命目的尚未达到，袁世凯不可信，前途危险，党内应保存原来的秘密工作。然而改组方占绝对上风。

    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党如何决定自己的走向，如何转型，乃民初政治实践为后人所提出的第二重要问题。革命党的转型，关系到革命后新制度的确立、持续和发展。期望革命党以外的政治力量，来保障和发展经过革命而确立起来的新制度，几乎是幻想母猪爬树。既然政党成为新政治的主体力量，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党的走向，便成为新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孙中山以民权、民族、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是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为一体的革命纲领。然而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孙中山当时并不能说有很清晰的把握。孙中山对民国成立后的形势分析道：“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孙中山开始着力平均地权与铁路建设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方面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切割，另一方面对民族与民权两主义做静态把握，而忽视其复杂性和演变性。

    黄兴则将军事革命与政治革命完全切割。临时政府北迁，黄兴出任南京留守，掌握数十万武装，但黄兴认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不到三个月，黄兴匆匆裁撤南方数十万军队，然后辞职而去。

    孙、黄都狭隘地理解革命，将革命限定在反抗上，而没有扩展到建设上，不知道需要革命的精神来推动建设，以革命的机制来保障建设。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革命者必须掌握国家机器，才能将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不断推向深入，而掌握住国家机器，便需要革命性政党。

    宋教仁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切割。宋早在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时，确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弃之门外。吴相湘曾以“因时因地制宜”为由为宋辩解。其实，宋教仁去世后因其忽视“民生主义”而在国民党内多次引起争议。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内时兴时，宋教仁就被批评；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内被否定时，宋教仁就被高度赞扬。我们不能说宋教仁不支持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民生主义”，但他确实是将两者分离操作。

    孙中山更重民生主义，宋教仁更重民权主义。孙中山可为民生建设，放弃政治上一切权力和职务；宋教仁可为立宪政治妥协，放弃民生主义纲领。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观，同盟会两次改组，宋教仁都是急先锋。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宋教仁几乎是主导者。

    他确定同盟会改组的方针和目标：“1、在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2、国会选举亟须注意，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这其实就是追求人数和规模，力图将各方面的代表势力都吸纳进来。正因为如此，唐绍仪为求扩大政党政治的基础，提议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赵秉钧、梁士诒均表示赞成，孙中山竟然愿意做袁世凯的入党介绍人。袁世凯最终没有加入国民党，而赵秉钧内阁全体人员加入了国民党。

    其结果必然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性。在合并其他党派时，其他党派要求废除民生主义，最后改成“采用民生政策”；删除提倡男女平权一案，以至于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议，有女会员前来哭闹质问，扭打宋氏。25日举行成立大会，女会员再度提出抗议，再次殴打宋氏。

    国民党终于成为全国最大党，成为国会多数党，但昙花一现。宋教仁被刺，国民党既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也无法通过武装革命获胜。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被取消。

    只要社会不是足够多元，权力依然是主政者的主要选择，在权力之外主政者没有太多相等的选择空间，无限扩大权力就会成为主政者的隐秘渴望，对权力的制约与对权力者的制约就不能切割，就不能过于依赖程序化制度，而需要不断缘势而制，不断化势为宪。只要在主体人群中社会政策分歧还容易转成对立对抗，革命党便不能忽视斗争烈度，便不能随意转型为非革命党。

（作者系民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