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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政府放权市场归位

作者:李爱明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3-16 00:35:00

摘要: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清,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行政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强化,最终造成一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经济机制。
    本报评论员 李爱明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随着全国两会进入尾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新老交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以“习李体制”为标志的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正式走马上任。未来的5年乃至更远的将来,中国将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力追逐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以“胡温体制”为标志的上一届国家领导集体,在过去的十年里,兢兢业业,克勤于邦,把中国经济带到前所未有的世界高度。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被免,8亿农民不但分文不交,反而还能从政府那里领到数额不等的补贴。民众的财富在过去十年间不断增长,“私产入宪”更为他们消除了后顾之忧。除了全面取消农业税,政府同时还提高城市最低工资,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保体系等等,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得以进一步被民众分享。
    当然,矛盾从来都是相依相生。毋庸讳言,过去的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所带来的矛盾逐渐显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清,政府权力边界不够清晰,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行政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强化,最终造成一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经济机制。这种经济机制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政府与民争利现象突出,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国进民退时有发生,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改革阻力之大前所未有。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有目共睹,改革开放的事业已然面临不进则退的艰难选择。
    中国这艘古老而又青春的大船究竟驶向何方?在13亿民众的热切期盼中,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压在了新上任的领导层上。未来的5年乃至更远的将来,他们将竭尽全力交给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
    可喜的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短短几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通过诸多转变向民众展示了执政新风。习近平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的平实讲话,让百姓有如沐春风之感;在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讲话,则描绘了一个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至于深圳南巡时的轻车简从,更是传达了从我做起的执政新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的八项规定,对于缩减公款消费、制止奢靡之风,更是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何去何从的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新一届领导集体表达了坚定不移继续推进的态度。对于如何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也有清晰的理念。本届两会所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就是这种改革理念的成果。
    事实上,新一届领导层已不止一次表达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理念。在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时,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当选政治局常委6天后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就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中国社会问题千头万绪,社会矛盾盘根错节,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可能不得要领,而如果能够抓住牛鼻子,改革往往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对于行政体制改革而言,这个牛鼻子就是政府放权。事实上,“四政分开”的核心也在于下放权力。政府必须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局面,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下放权力,真正激发市场和社会自身的力量,让政府不再疲于奔命,不再一管到底。
    在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激烈争论。我们认为,“大政府、小社会”固然证明不可取,但对于现阶段的国情来说,要做到“小政府、大社会”也不现实,唯有在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之间寻求平衡,才是改革的可能路径和应有之义。这就要求在法治的前提下,在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的前提下,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界限,精简行政权力,达到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关系的和谐统一。
    如何实现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平衡?我们认为,必须实现两个关键性的转变:一,改变政府过重的“商人”角色,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二,主动缩小政府的权力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实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正如习近平所言,改革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政府承担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而不是把公权力延伸到社会每个领域。
    目前,中国积累的诸多矛盾,单靠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无法解决。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改革的重心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任务将更加突出。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转变至关重要。只有政府敢于拿自己开刀,敢于改变不断固化的利益格局,真正向市场、向社会下放权力,逐步从“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撑船”转变为“掌舵”,改革才能取得成功,也才能避免触碰社会矛盾的“临界点”,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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