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与所得税教给我们的事

    今年是美联储成立及联邦所得税开征的第100年。这两个美国经济政策中重要的制度创新值得纪念，哪怕只是因为避免我们正要忘却自那时起学到的东西。
    所得税和美联储最初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明确概念并无关联。直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过后，它们才被看做宏观经济管理的潜在工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了在“大萧条”这种情况下运用财政刺激手段的好处，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把“大萧条”的责任归咎于美联储放任货币供给下降。
    凯恩斯被与这样一种观点联系起来：应通过积极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作出逆周期反应——即在经济衰退时期实施扩张性政策，经济上升时期实施紧缩性政策。相反，弗里德曼反对相机抉择性政策，因为他认为政府机构缺乏掌握好时机的能力。但二人都反对顺周期性政策，例如1937年误入歧途的财政与货币紧缩：在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前，罗斯福总统提高税收并削减开支，美联储也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结果这些举措延长并恶化了“大萧条”。
    二战过后，学生和决策者们吸取了1930年代的教训。但近几十年发生的不少事情——例如1970年代的高通胀——冲刷着我们学到的大部分教训。结果，许多发达国家现在正在重复1937年的错误——尽管他们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当年相似：高失业率、低通胀及近乎于零的利率水平，但他们却追求顺周期，也就是紧缩性的政策。
    但是，在最近的形势下，逆周期政策如何运行得最好？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哪个更有效？约翰·希克斯在1937年清楚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现在也一样，货币扩张相对不那么有效，因为它无法将利率拉至零以下。而且，企业如果无法卖出现有工人在现有工厂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不大可能利用宽松的货币去投资新的实物资本与劳动力。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同样的条件下更有效，因为它能在不推高处于最低点的利率或是挤占私营部门需求（正常时期则会）的情况下，创造对商品的需求。
    这些不该有什么争议。入门经济学过去会强调凯恩斯乘数效应：政府支出（或者减税及转移支付刺激下的消费者支出）的受益者，对收入增加的反应是花出更多钱，而这些钱的受益者的反应也会是花更多钱，如此继续。这种乘数效应在目前的形势下更为贴切，因为它不会推高通胀和利率。不幸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忘记了他们曾学到的经验与教训，或者说，他们被政策失效的新理论给蒙蔽了。英国及其他追求财政紧缩的国家所遭受的持续性严重衰退就是证明。
    当然，财政政策的效果是不确定的。例如，没有人知道，当债务水平增加到何时就会惊动国际投资者，令他们开始大幅提高利率要求，正如2010年欧洲外围国家遭遇的那样。我们也不能确定高税率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不利影响有多大。但对于货币政策，人们现在对它的理解要比过去多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央行目前的知识和实践水平都接近于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最佳状态，然而财政政策却发生在高度政治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一方面缺乏经济知识，另一方面正极大地受到官员寻求连任的渴望驱动。
（作者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兰晓萌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