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场景

    中国古代有三世说，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从经验的直接性来说，任何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都会成为后人的“所传闻世”。中国这一百多年里，经历的几乎是“漫长的革命”。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漫长的革命”就已近乎“所传闻世”。

    在长期的和平积习中，让人们去理解革命年代的事物，已是鸡同鸭讲，难于登天。

    最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学者孙明的著作《生逢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力图多方位多层次还原生逢革命的普通人的场景和细节，是和平年代普通人理解变革的好途径。

    这本书写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五个人的故事：户籍新政引发小地方民变、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请愿而被川督枪杀，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未亡人将革命与同志军写入家乡历史。它们虽都是保路运动的片断，但串起清末新政到民国肇造的历史过程，足以构成漫长革命的开端。从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无法分割；对于生逢者来说，革命与改革都决定于细节。

    清朝新政以前，四川户政权力掌握在团保手中。团保是清朝将团练与保甲合一的一种基层组织，这有点像改革开放前生产大队拥有民兵组织。新政时期认为团保清查户口，形式主义严重，决定由政府分区设处派调查员调查。在当代看来，这是一种国家整合行为。但就是这样一个户籍新政，却在宣统元年（1909年）引发威远刘香亭团保变乱案。这个故事包含着后面故事的基本要素，也包含漫长革命的基本要素。

    这场户政改革，从一开始就变成户政权力的争夺，引发团保头领的失权恐慌。调查员长由政府空降，缺乏乡土权力根基，又挟“改革（新政）”之正当性，洋气十足，咄咄逼人。深植于乡土权力的团保头领发起抵制运动。这在事实上造成“旧则毁新，新则毁旧”的态势。这种态势的造成，显然是新政与改革将“人”与“事”全面捆绑的结果。

    这种捆绑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新政已经成为权力竞争的钥匙”；二是新政被高度正当化。调查员长多是当地学界新学人士，他们热衷以“新”“旧”谈论新政，千方百计将新政与“新学”“旧学”捆绑讨论，正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喜欢用“普遍”“特殊”讨论改革。

    这两者结合特别容易成为全面捆绑，以至于一个利益集团或一个利益结构全部排除在新政之外。威远户籍新政，就是要把团保排除在户政权力之外。而其实任何一种现成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结构，也同时意味着一种社会团结。随意拆解这种利益集团或利益结构，也就是拆解这种社会团结。拆解得了，便是社会碎片化；拆解不了，便是反抗和动乱。

    改革开启权力竞争难以避免，必须避免的是新政或改革被高度正当化。正当性从来是革命的主要诉求。正当性并不适合作为新政或改革的诉求。一旦将改革对象视为不正当，就必然对改革对象采取清除或打倒措施。凡是在改革过程中批判改革对象不正当的行为，都应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新政官员或改革官员采取这种改革诉求时，人们就应警惕其动机，至少要明白这种官员不具备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新政或改革的主要诉求，应是合理化。合理化诉求，是改革政治学惟一的正确思维，是改革惟一的正确动机。正如四川的户籍新政，其诉诸的理由就属于合理性范畴。因此人们反抗不久，失落的户政权力就很快回到团保头领手中。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国家整合可以由团保们实现。机构不变，但职能变了，改革使命也就完成了。不能因为原有机构难以完美地完成改革使命，就随意变动那些关联着巨大利益结构的机构，因为没有完美的改革；即使替用新机构，也不会有完美的改革。

    团保头领发动“第一次革命”，在重获户政权力之后，就不一定能阻止“第二次革命”。通过革命保住的团保组织的下层，在职能转变中并不一定能获益。团保组织中最下层的头领甲长，在“第一次革命”中没多少机会与政府直接沟通，自己又是户口调查行政成本的承担者。因此在团保头领夺回户政权力的同时，这些底层头领开始走向反抗团保和政府的道路。

    甲长刘香亭，是宗族没落的一支，其同族富裕而有功名的晚辈则是调查员长，在他面前显得嚣张跋扈；他是袍哥大爷，对自己掌舵的码头的农民、矿工有动员力量，在更大区域的袍哥组织系统有联系；他是团保组织的底层头领，在自己负责的区域里很有威望。这种复合身份，使刘香亭既有变乱动机，又有变乱能力。在“第一次革命与妥协”中被牺牲掉的小卒子，就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即所谓的民变。

    正如作者所说，“行政的安排实为一种社会的安排，既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映，又平衡着社会权力结构。”没有引起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只是因为这场政治革命没有触及社会权力结构的极限。而引起社会革命的政治改革，则可能因为是某些“细节”造成的，而不是所谓的“原则”造成的。正如有论者指出：“托克维尔改革困境”可能并非是因为这个政府变坏了，而是存在一些政府不曾察觉的因素，比如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用中国共产党的话说，就是群众路线没走好。

    在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哭先皇”请愿而被川督枪杀的故事中，合法性则是“改革与抗议”中的主题。革命并不诉诸合法性，但改革和抗议则必须争夺合法性。

    作者描述“皇帝”符号在成都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可见可感，认为“朝廷的仪式要求与民间文化、百姓生活相融，成就了平民的盛会或哀礼，亦礼亦俗，共成一体，这正是为成都老百姓所熟悉的君民关系仪式”，但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即如此浓烈的君民关系怎么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呢。这关系到合法性的生与死。

    辛亥年（1911年），晚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实施铁路国有政策。四川保路运动采取抗争的方式之一，便是“哭先皇”，认为盛宣怀的政策是“欺先皇”之举。“先皇”是指光绪帝，1908年去世。保路同志会将光绪帝利国利民的盛德，归结为立宪庶政公诸舆论和汉川铁路商办，认为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违反了这两条。

    保路同志会充分利用朝廷仪式和民间文化相融而成的君民关系仪式，轰轰烈烈地“哭先皇”。这是争夺合法性解释权的一种方式。只有对合法性的不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确立自己对合法性的解释权。民间争夺对政策合法性解释权的争夺，首先必须诉诸法定合法性形式，比如“哭先皇”；其次必须诉诸民意合法性形式，比如大规模发动市民“哭先皇”。这两者往往缺一不可。民间对先皇的解释的合法性远远不如政府，民意支持就非常重要。

    我们会发现改革过程中至少有两种抗议，一种是反对体制本身，一种是反对具体的改革政策。保路同志会“哭先皇”，不仅不是反体制的抗议，而且是对体制合法性的高度强化。强化体制合法性的行为，表明他们是体制的铁杆支持者。对于这种抗议一旦处理不当，这些铁杆支持者就会成为铁杆反对者。

    换言之，改革政策的合法性与体制自身的合法性，不必然是一致的。如果将两者捆绑，则往往是两者俱失。川督赵尔丰开枪镇压头顶圣位牌请愿的保路民众，就将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体制的合法性一旦丧失，一切诉求就会转向正当性，即全面革命开始。这是和平年代的执政者和抗议者所不清楚的。

    刘香亭团保变乱案中的社会权力结构，也几乎属于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革命未亡人将革命写入“历史”的故事。需要渐进改革的社会权力结构尚未改变，体制合法性却已丧失，革命就会不断上演。

    保路运动川南全军统领侯宝斋，被叛徒军需长杨虎臣所杀。革命军政府成立，经过多年申诉，直至1919年，侯宝斋被确认为革命烈士，但杨虎臣受到家乡政府和士绅的保护，而不能绳之以法。保路运动东路同志军领导者之一胡驭垓，军政府成立之后因“夙嫌”而被同乡杀害。经过多年申诉，直至1919年，被要求“旌死恤生”，以照顾乡谊，即确认死者为烈士，而凶手也解脱。为温江保路同志军起义而大声疾呼与联络发动的曾学传，1918年以“逸人”晚号编写《民国温江县志》，希望通过修志来褒贬来扬抑，改善革命后的现实。作者指出：“桑梓价值观和相应相求的友人交谊贯穿了革命叙述，进入历史。”

   社会权力结构没有变化，体制合法性没有建立，国家整合尚未开始，处处暗藏不断革命的杀机。从此，漫长的国家建设（国家整合），与漫长的革命同行。

（作者系资深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