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与韩国的“转型正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雷颐

    自韩国大选拉开序幕以来，竞争一直激烈异常，三位竞选者各自使出浑身解数，争取选民。其中，韩国执政党新世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就她的父亲朴正熙执政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公开正式道歉，引人注目。对此，韩国媒体作了大篇幅报道。
    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在1961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1979年遇刺身亡，6次担任总统之职。在韩国当代史上，朴正熙是个毁誉参半、极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有人称赞，正是在他统治的18年中，韩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使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因此他对韩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则斥责他长期实行独裁统治、压制民主进程、无视公民权利、残酷打压政治反对派、严重侵犯人权。甚至，中国的“新权威”论者，也以他作为专制手段实现现代化的“新权威”的典范。
    朴槿惠此次道歉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朴正熙在1961年5月发动的军事政变；1972年发布的超出宪法的紧急措施，如解散国会、禁止政党政治活动，并公布了包含这些内容的“维新宪法”，以此巩固自己的长期独裁统治；1974年的人民革命党事件，在此事件中，朴正熙给反对紧急措施的一些人民革命党员扣上“亲朝”的罪名，对其中几名立即执行了死刑。
    朴槿惠表示，上述事件破坏了韩国的宪法价值，阻碍了韩国的政治发展。她向“在那一时期受到折磨和伤害的人及其家人表达真挚歉意”，并表示她会竭尽全力治愈这一伤痛，为解决历史问题并消除国民的痛苦，将成立“国民大统合委员会”。当然，她又表示身为女儿，当众指出父亲的缺点不容易。但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自己需要与普通民众分享自己对国家那段历史的看法。不过，她又强调，父亲当时面临着的特殊时代背景：“对我父亲而言，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是韩国当时面对的两项最紧迫课题”，“在显著增长背后，是一些工人在压抑的劳动环境中做出牺牲；在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努力背后，是国家权力对人权的侵犯。”
    韩国舆论普遍认为，朴槿惠此时“代父道歉”很大程度是出于选战的需要。民调显示，在选战中朴槿惠原本遥遥领先，但最近支持率却明显下降，相对于另外两名候选人的优势荡然无存。她先前曾对父亲执政时期公开辩护，是造成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道歉之余对父亲执政时代背景的强调，仍曲含为其辩护之意。确实，在冷战时期，韩国位居两大阵营对决的前线，国家安全不能不是首要考虑。强调此点，表明她又不想因“道歉”丢掉肯定其父那部分选民的支持。
    无论出于什么考虑，朴槿惠开始正视父亲的“历史问题”，开始向公众道歉，实为不易，均应肯定。
    尽管朴正熙执政期间实现了韩国的经济腾飞，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民族伤痛。韩国在经济现代化转型之后，逐步实现了政治现代化转型，虽有阵痛，但并无大规模内战、武装冲突，这种相对平和的成功转型为世人称道，但是，并非没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对过去罪恶的忽视和沉默，对“转型正义”的牺牲。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如果追究过去执政者的罪恶和责任，很容易造成社会、族群的巨大分裂，引发动荡。为了政权的和平过渡和社会和平转型，过去的恩怨被暂放一旁。这种转型策略避免了暴力和社会大动荡，可以说取得了成功。但是，以“转型正义”为代价的转型，并未治疗旧体制给民族造成的深刻的历史创伤。痂虽结，脓仍在，仍有复发的可能。只有将痂下之脓彻底挤出，只有正视、承认曾经造成的伤害，才可能治愈、抚平民族的创伤。有真相，才有完全、真正的和解。
    或许有人会问，朴正熙遇刺身亡已三十好几年，还有必要追究死者的责任吗？死者为大，确是常人常理。然而政治人物，尤其是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并非“常人”，而是公权力的掌握者，虽然已经故去，其生前造福造祸，其治下的“民众”感受各不相同，因此每个公民都有或褒或贬、品评其功过是非的权利。
    进一步说，对公权力掌握者的认识、评判不仅对普通人来说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对其亲人，也不能完全以“私领域”视之。“孝”是东亚传统文化的重要支点之一，“子为父隐”具有“正当性”。但现代政治观念认为，公权力掌握者必须将其置于阳光之下，其亲人的言行亦不例外，尤其是已经或准备从政者，公开自己对曾掌大权的亲人的认识和态度，则完全是公共领域的话题。你要从政，公众必然这样要求你。无论愿意或不愿意，只能面对。
    此时此刻，朴槿惠正面对此情此境。承认父亲的罪过，对她而言，肯定是痛苦的，甚至是残酷的。但她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与父亲的罪过切割，在现代政治中，这才是自己从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