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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的三个样本

作者:苏剑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07-23 16:28:00

摘要: 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30多年了。30年来,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强制性计划生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使得人们已经忽视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出生情况的自然变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 苏剑

    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30多年了。30年来,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强制性计划生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使得人们已经忽视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出生情况的自然变化。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对人口增长有自然调节的机制。本文中我就从韩国、中国台湾和山西省试点县的实例来说明经济发展对人口出生情况的自动调节功能。
韩国的计划生育
和人口变化
    在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是5.9,也就是说,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5.9个孩子。韩国政府认为出生率过高,韩国的国土太小、资源有限,不能让人口快速增长。于是,韩国从1962年起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当然,韩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提倡,家庭自愿执行。
    就在这样的自愿性计划生育政策下,韩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到1990年代初,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1.59。这显然意味着,韩国的人口将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于是,在韩国就出现了一场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去留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两个,反对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好不容易实现了这样的成果,一旦取消,韩国的生育率会大幅上升,人口将失控,近30年计划生育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支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方认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很低。经过长时间的大讨论,韩国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取消的时候,好多人都认为,韩国在此后的几年里将迎来一个生育高峰。但最后的实际情况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韩国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大家发现,韩国新的生育文化已经形成,有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到2004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9,而同一年,被认为已经处于人口危机中的日本总和生育率还是1.29。
    到此时,韩国终于认识到了自己面临的人口危局。于是立即改弦更张,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在2010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6。随后,韩国教育部修改了中小学教科书,告诉韩国的孩子们,人口多是好事。
中国台湾的经验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同文同种,跟大陆情况的相似性比韩国要大得多,那我们就先看看台湾的情况。
台湾人口政策演变:
    ●1949年,台湾人口约739万人,一个家庭有七八个孩子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台湾人口突破1200万人,粮食和教育问题也成为台湾地区的难题。
    ●1967年,台当局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结婚三年后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33岁前全部生完。
    ●1969年,提出“子女少幸福多”口号。
    ●1984年开始,台湾人口净繁殖率就降到人口替换率之下。
    ●1990年起,家庭宣导口号改为“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提倡适当婚育年龄为22岁到30岁。
    ●2001年倡导“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的前面,希望消除“重男轻女”的观念。
    ●2005年的宣导口号变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2010年提出,“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摘录自《台湾面临人口危机  百年之后或只剩800万人》一文,邓海英编辑,作者不详)。
 从上述报道中,可以明确看出台湾人口及人口政策的演变情况。从1967年倡导少生孩子,到1984年出生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仅用了17年时间。目前,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6,在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19位。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在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中,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均以华人为主体:第219名,台湾,1.16;第220名,香港,1.09;第221名,澳门,0.92;第222名,新加坡,0.78。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3,排在第217名,比台湾、香港、澳门都高。
中国大陆自己的实例 
 我们来看看一个中国大陆内部的例子(本例系根据《南方周末》2010年10月18日陈鸣的报道《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25年人口增长率不升反降》编写,引号中的内容为原文摘录)。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试验坚持了25年后,人们发现,即使可以生二胎,好多农民也不愿意生了。也就是说,这种政策最终“失效”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翼城县的总和生育率为1.51。
 山西省翼城县的人均GDP大概是3万元左右,在全国也就处于平均水平,不算发达;人口为31万,基数也不算大,比韩国小多了;而且这里的试验对象是农民,文化素质也不算高。但在经济和社会中一些因素的自然作用下,人口出生率依然降下来了。
 根据许多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大家普遍认可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
 第一,妇女的教育程度。妇女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职业成就就可能越大,生孩子要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对于妇女来说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较大,因此,就会减少生育。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古代人们多生孩子的原因之一就是“养儿防老”,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就使得“防老”不需要“养儿”。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养儿”其实最终是给别人“防老”——自己花了时间、精力、金钱,最后孩子交的税被用于养活所有老人,既然如此,为何不让别人“养儿”来给自己“防老”?
 第三,生活成本的上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上升了,生活成本自然跟着上升,养儿的成本自然也不例外。现代中国,在高房价、高通胀面前,许多年轻人自顾不暇,哪儿还有时间、精力、金钱去养孩子?养得起吗?
 第四,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尤其是妇女有能力养活自己,对家庭的依赖性降低,对婚姻的要求提高,于是一方面初婚年龄提高,拉大了两代之间的年龄差,客观上降低了生育率;另一方面使得离婚率相应提高,生活的不确定性提高,为应对可能的离婚风险,生育率也就相应降低。
 第五,避孕、节育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孩子数量,能够以家庭为单位控制计划外生育。
 对于人口变化的这5个因素,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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