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欧元大赢家？

   摘要：我们通过观察欧元区2000年-2010年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衡量了生活水平的变化。分析发现，所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以及几乎所有意大利人和法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生活水平普遍上涨（至少到2010年如此）。这些国家通过加入欧元区成为“赢家”（至少相对而言）。这种收入不平等模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非欧元区外围国家会认为，是欧元区外围国家人为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表现。这会鼓励一种更加痛苦的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以外围国家生活水平下降为必要代价的需求，并最终造就威胁欧元完整性的氛围。

    假如欧元区是一个国家，那么它在今年奥运会的奖牌榜上，应该排在第二位。但欧元区并不是一个国家，因此对于东道主英国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排名不会受到影响。
    从许多方面来看，欧元区对自身的规划都是一种对金牌的追逐。从1992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1999年欧元诞生，人们耳边一直回响的是欧洲大陆统一起来的激荡人心的话语。不断扩张的贸易活动，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引领欧元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些没能入围的国家，只好躲在黑暗的角落，绝望地咬牙、饮泣，它们不仅无法享受到欧元繁荣的果实，还由于投资者更看好欧元区经济问鼎全球的前景而使它们处于竞争的劣势。
    但现实中，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些欧元区国家的确变得繁荣，一些国家中的部分人也确实更富裕，但整个欧元区绝非共同繁荣。
    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衡量了2000年-2010年的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通过分析欧元区11个较大成员国的相关数据，并将各国收入水平按十等分分解分析，我们以此来了解欧元区成员国内部及成员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增长率的差别还表明或帮助解释了目前拖困欧元的政治暗流。
实际可支配收入的真相
    在分析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之前，有必要先阐释一下它的定义。整体通胀率并不经常用来计算实际收入，这是因为通胀的计算是基于一位消费者所购买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平均数，自然反映的是平均消费模式。问题在于，这种平均消费模式的计算采用的不是“民主原则”而是“富人原则”，也就是说，在界定“一篮子商品”的构成时，根据的不是 “一个公民一票”，而是“一欧元一票”。更有钱的人对制定用于计算整体通胀率的“一篮子商品”的构成影响更大。“平均”通胀率反映的更多是收入分配位于前三分之一水平的消费者的情况，而不是一般消费者的情况。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过去20年，欧元区的通胀不平等在扩大。也就是说，贫穷的代价更昂贵，收入较低家庭购买的商品与服务价格较之于收入较高家庭购买的商品与服务价格更高。较低收入家庭的“一篮子商品”往往集中在食品、能源及住房几类。这不是欧元区特有的现象，这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
    通过创造收入特定的通胀率，可以部分纠正这个数据问题。我们可以使用欧盟统计局的数据重新选择调和CPI的构成，使其更好地反映不同人群的消费模式。这些数据只允许我们用五分位法（将人口五等分）分析收入，因此粒度并不大，但强于使用聚合数据。
    较低收入人群面临较高通胀的模式在法国和希腊体现得十分明显。但是，通胀不平等也取决于“一篮子商品”构成的巨大差异。德国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不平等，但差异不如法国和希腊明显，因为该国不同收入群体购买的“一篮子商品”构成更接近。在可支配收入方面，我们的数据来自信息咨询公司Euromonitor提供的截至2010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计入所有收入来源，并且是税后）。将五等分通胀率中的一份对应十等分可支配收入中的两份，我们可以计算出欧元区成员国内部及成员国之间可支配实际收入的精确增长率。
收入不平等
    若以单个成员国为例，荷兰则代表一个典型发达国家2000年-2010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模式。该国较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疲软（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人群，收入甚至下滑，这可以归因为该群体名义收入的减少）。较高收入群体则因名义收入增长相对强劲且通胀率在这段时间里相对温和，收入出现更强劲的累积性增长。（我们获取的数据集截至2010年年底，因此，在2011年和2012年财政紧缩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显现之后，可能出现更戏剧性的变化。）
    但是，若看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则会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模式。葡萄牙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更好，而且，其社会内部收入水平趋于平等。（再次指出，这没有将2010年之后的财政紧缩措施考虑在内。）
    如果从更大范围的欧元区来看，这两种模式分别由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复制。整体上看，每个国家按十等分划分的每个收入人群的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都出现累积性增长。如图所示，每个国家的收入群体被分为十等分，从左到右依次由低到高。
    奥地利的情况看起来惊人的差，其名义可支配收入增长变化很小，并伴随着通胀的影响。德国人和爱尔兰人，以及大多数意大利人和法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平都出现下降。在多数这些国家中，最高十分之一收入群体则相对要好。
    最引人注目的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三个经济体加入欧元区后，由于名义收入跑赢了通胀压力，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至少到2010年底如此）。
政治问题
    不幸的是，这个图表正中欧元区核心国家那些民族意识更强的政治家的下怀。他们会说（而且越来越多地这样说），欧元区外围国家必须接受生活水平的下降，正如非外围国家已接受的那样。以实际可支配收入为表现的生活水平下降意味着工资减少或进一步财政紧缩，也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凭什么德国人就应该以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去花钱维持希腊、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的生活水平，更何况这三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过去10年提高了那么多？这样的政治情绪对民粹主义具有吸引力。
    但是，这种解读并不完全公平。那些生活水平有所降低的国家，通常是绝对可支配收入水平起点最高的国家。2010年，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十分之一法国民众，其收入仍比底层的十分之一希腊民众高出一倍。从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模式上看，欧元区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缩小。在本来应该是一个共同体的组织内，为了提高最富社会中人民的生活水平，让最穷社会中的最穷成员变得更穷，的确存在令人堪忧的一面。
    然而问题在于，同样的论点可以从两面进行辩论：为什么一部分国家要迫使另一部分国家接受更低的生活水平？这个问题，德国人可以问希腊人（为什么我们应该让税收提高或可支配收入减少，以此来维持你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可以由希腊人问德国人（我们已经是欧元区最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应该任由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并忍受以德国为中心而非以希腊为中心的货币政策？），这两个问题均有一定的道理，寻找解决办法也不会简单。
另一个复杂性
    欧元区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变化还为越来越拜占庭式的欧元危机增添了复杂性。就像奥运会，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速度的动态变化上。看一下欧元诞生最初几年中实际收入的增长，很难再反驳外围国家现在应该承受更多痛苦这一观点了。核心国家已经经历了实际生活水平的下跌，希望他们为其他国家提高生活水平而提供资金，似乎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当考虑静态的收入水平时，欧元已成功地向成员国之间的收入平等方向缓慢迈进，欧元区最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就是一证。
    政治与人性决定了动态的增长而不是静态的收入水平更有可能主导决策者的讨论。欧洲各国议会因此不会出现舒服的政治氛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战斗。”理想归理想，这对欧元却是空话一句。对大多数甚至所有欧元区国家而言，当初加入欧元区这个功能有缺陷的货币组织在经济上原本就是个错误的决定。一些成员经济体生活水平已经下降的事实可能会滋生它们对那些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经济体的憎恨之情。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兰晓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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