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潜在能量远未释放

黄卫挺 经济学博士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稳增长”背后的实质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即由高速增长逐步落入中速增长。未来，我国是否将长期在中速增长区间徘徊，甚至滑向低俗增长，还是扭转趋势再次站在高速增长区间，是当前最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指向一个经济学概念，那就是“潜在增长率”。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不久，决策层就开始重点关注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变化，一些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当前我国潜在增长率放缓不可避免。如果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各项短期的“稳增长”调控，尤其是靠大规模投资稳住的增长效果有限。
制度和技术
变革的力量
    然而，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决不是这么悲观。当前，关于潜在增长率趋势的主要结论都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但缺乏结构性的判断。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看，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最常用的测算方法是基于生产函数，利用历史数据测算出各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之后根据对各要素投入增长的判断综合计算出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但是，该方法的可信度取决于要素投入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稳定性，即它依赖于经济发展不发生重大制度性、技术性变革这个前提。以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为例，由于所处的经济体制截然不同，我们根本无法利用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去推算改革开放之后的潜在增长率。当前关于潜在增长率的一些结论，最致命的不足就是忽视了制度性和技术性变革带来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开放的制度性变革铸就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辉煌，使潜在增长率冲高并维持在10%以上。技术性变革带来的潜在增长率提高也显而易见，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带来的全球性潜在增长率提高就是最深刻的历史见证。要想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有效提高，必须借助变革的力量。正如一些对测算潜在增长率孜孜不倦的学者所发现的，未来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还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导致的，而制度性变革和技术性变革带来的增长效应正是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最为紧迫的
仍然是制度变革
    虽然变革的力量足以被历史见证，但现实中的变革却复杂很多。二战后的历史经验表明，大规模制度变革往往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技术变革发生在发达国家，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特征。从两类变革的性质来看，制度变革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博弈的均衡；技术变革则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变革之所以表现出以技术变革为主导，主要原因是在漫长的经济系统演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与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的制度基础，制度修补所带来的边际发展效应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动力，必须在相对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寻求技术变革。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制度的重要性，发达国家一切市场主体的行为皆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基础，制度对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不可替代。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基础往往是不完善的，技术变革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这在现实中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往往借助大规模的制度变革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发展动力。当然，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在发展中国家，也有部分技术官员希望模仿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变革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必须谨记一点，发达国家可以用技术变革替代制度变革，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可以。理想的状态是两手都要硬，现实中成功的模式往往是制度先行，技术跟进。对于我国来说，当前最为急迫的任务仍然是制度变革。
重点推动
非经济领域制度变革
    通过变革打破潜在增长率的悲观情绪，并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从发展环境和基础来看，我国也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客观条件。目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仍然是一个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我们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消费者市场，资本的丰裕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强国富民的动力十足，这些都是潜在增长率的基础。然而，当前束缚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机制仍然大范围存在。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是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同样，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全面深入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制度变革将有效遏制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势头，并释放出更持久的增长动力。
    制度变革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领域。很多学者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必然是个有破有立的过程，在以破除计划体制为重点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当前制约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缺少“立”。由于缺乏“立”的规范与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我国出现了利益机制的扭曲，体制固化风险不断加大。因此，未来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核心任务必须放在制度建设上。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重点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可以说，非经济领域改革的迟滞已经成为潜在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因素，并成为扭曲要素市场配置的制度性阻滞。以人才要素的配置为例，人才在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科学配置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在具有持久增长动力的经济中，必然是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和企业家留在私人部门。改革开放之初，在制度变革释放的发展吸引力下，优秀的人才纷纷从政府部门走向私人部门，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下海潮”，对于提高潜在增长率具有重要作用。而如今，情况正好发生逆转，悄然出现的“公考热”意味着体制吸引力超过了私人部门，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了食利部门，如果不能对此加以有效扭转，对于潜在增长率的打击将是巨大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才资源配置的反转？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不同领域改革不同步导致的。未来要想解除要素配置方面的这种制度性阻滞，必须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顶层设计创造
改革激励机制
    当前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创造改革动力。不确切地说，现阶段发生的改革往往是倒逼式的改革。很多学者对这种改革倒逼机制存在期待，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经济增速的下降将可以倒逼改革。然而，必须注意到，这种倒逼式的改革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和高社会成本，特别是对于重大领域的改革，如果完全依靠倒逼机制，将可能引发革命，失去改革机会。
    总体来看，可以倒逼改革的领域是小范围的，要想全面推动改革，我们必须寻求其他动力。地方政府的竞争将可能成为未来推动改革的重要动力来源。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地方政府的竞争始终存在，因此，关键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创造改革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将引导地方政府通过竞争推动改革。改革开放之初，改革的具体目标和路径都是不明确的，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在一路探索中不断明确改革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号召改革，不仅缓解了地方政府思想和政治上的后顾之忧，也通过晋升的激励形式建立了改革的市场，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改革的动力。由于地方政府了解当地发展的瓶颈，他们往往能够创造性地提出改革方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要改革举措都是基层智慧的体现，因此，改革探索最好的试验场就在地方。
    近年，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局部性改革也是由竞争推动的，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热情也非常高。比如在政治晋升的竞争过程中，一些关键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推动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实现所辖区域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成渝新区等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相继获得批准之后，很多地方都通过相关渠道试图成为下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种积极性的背后正是竞争。对于中央来说，最好的顶层设计就是提供竞争规则。
    这样，就在改革领域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互动体系，中央通过顶层设计为地方政府提供改革的激励机制，公众诉求将成为地方政府改革的意识基础，地方政府则是推动改革的行动主体。中央-地方政府-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将以地方政府的竞争呈现，并最终为改革提供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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