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版“4万亿”的隐忧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中央7月31日研究今年经济形势时提出的总基调。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但听到地方版“4万亿”出炉时，我仍然吃惊不小。
    据报道，近半个月以来，已有多个城市纷纷出台各自“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长沙抛出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而有消息称，贵州更将于8月份公布总额高达3万亿元的投资计划。
    当前，出口、内需已显疲态，“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全部寄托。从一定意义上说，鼓励地方加大投资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理所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稳投资”绝对不等同于“急投资”、“大投资”，推行地方版“4万亿”巨量投资计划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首先，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显然缺乏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而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又源于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自然资源成本带来的巨大比较优势。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我国年均出口增速超过20%，出口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出口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带来了大量外资和技术，催生了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并通过产业本地化等进程推动了重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出口红利为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又反过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这个链条的顺利运转带动了投资增长，同时也消化了投资引致的产能增长。这就是中国一直以来投资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基本逻辑。
    中国近十年来已经遭遇过三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其实就是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个逻辑，因为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发现麻烦越来越大，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个链条运转失灵。首先，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出口增长率一下由20%多下降到10%以下，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在上述两个因素的联合挤压之下，企业的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也就是说，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方向就只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也逐渐由企业转向政府，投资的来源就只能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负债和地方融资平台。2009年的“4万亿”就是鲜活案例。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到2010年年底已达10.7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平均不足3年时间即翻一倍。特别是10.7万亿中有将近一半，即5.23万亿元形成于2009年和2010年。而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这就注定了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
    其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会加重产能过剩。
    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整体投资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据相关统计，2009年中央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在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目前这一轮周期释放的过剩产能难以被快速消化，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将处于去库存、去杠杆化的阶段。如果再次推出地方版“4万亿”，付出的代价是过剩产能更难以被清洗，而且会进一步透支未来几年的投资需求。
    最后，地方版“4万亿”更严重的隐患是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负债。
    到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93%和70.45%。这还不包括铁道部、高速路公司、国家电网、国家开发银行等具有相当政府功能的企业背负的“或然负债”，如果加上这些负债的话，很可能会达到12万亿-15万亿元。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1-2013年地方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到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而此次的“4万亿”会使得地方债务偿还雪上加霜。以长沙为例，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新投资项目需要该市十多年的财政收入。而号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3万亿更是等于贵州省的22年财政收入。
    考虑到全国举债地区的普遍性、部分地区债务负担的严峻性以及偿债来源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在“管住增量、消化存量”化解债务危机措施还远未见效的情况下，“旧债不去、新债又来”，搞不好地方版“4万亿”就会成为压垮地方政府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下“稳增长”其实就是“稳投资”。当我们为了“稳增长”而不得不依赖投资时，关注投资的质量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是中央版，还是地方版，目前的投资必须把握四个原则：一是要按需投资，即投资要具备微观经济基础，对于产能过剩项目要慎之又慎；二是要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三是要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四是要促进民生。
    每当经济下行，我们就扛起投资刺激计划的大旗，因为凯恩斯说过：“国家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选择负债，推行赤字政策。”其实，凯恩斯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推行这一政策需要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国家在经济景气时期要尽量多地偿还低迷时期欠下的债务。”片面地理解凯恩斯，明天的我们就会品尝自己今天就已经种下的苦果！
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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