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23”多米诺

林晓 陈岩鹏/主笔

   2012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仍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的“小伊伊”项炜伊，看上去“好”了很多，尽管仍有些蹒跚，但已能独立行走了。
    这个“六一”节，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或许和往年一样，但对于温州“7·23动车事故”最后一位获救者项炜伊来说，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至少，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至今都在疼痛。
    2011年7月23日，浙江温州雷电交加，热浪袭人。
    晚8点30分左右，从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的D301动车，行至甬温线永嘉站到温州南站间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追尾，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造成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
    一场始料不及的大碰撞，一场掺杂了人为因素的灾难，一个付出惨重代价的被动转折，就这样以最不愿见到的方式来了。
    2011年，也就是这一年，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一些原本脆弱的延续、一些政策的突然转向，描绘出的却是一个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大转折。
    温州民企老板集体“跑路”事件中的波特曼老板严勤为，自杀的鄂尔多斯中富房地产老板王福金，猪肉价格再次肆无忌惮的疯涨，刘志军和张曙光被抓，黄金泡沫的破灭，人民币的连续跌停、外汇储备增长趋势逆转……
    这一撞，让高铁此前大快朵颐的投资热潮骤然降温，随后几乎波及了所有大工程，越来越多的大项目缺钱停工，从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再加速的经济无奈刹车；让实体经济空心化继续严重，民营老板终于撑不下去了，跑路，还是跑路；让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去直面四万亿时欠下的债务；也终于让决策层下定了调控房地产的决心。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时，2009年四万亿大投资拉动经济时，2010年楼市再疯狂时，这一切都埋好了伏笔。
    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学界则把2011年的这次通胀归结于货币超发和国际传导，尤其是相伴于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巨额信贷投放，因而治理这次通胀首先是从货币下手，这导致了2011年央行对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的严格监控，并实施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等严格措施进行惩罚，到2011年11月份M2达到13%以下。
    以”钱“为暗线，受收紧流动性影响，2011年发生的一切就好理解了。
    与这一切相伴的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引发的欧美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彻底打击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2011年一季度中国外贸6年来首次出现季度逆差，境外资金流入中国的趋势减弱，外汇储备出现负增长；而到了11月30日，人民币连续13个工作日跌停，多年以来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趋势开始出现逆转。
    人民币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深刻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这场由自然演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有意调控的经济调整也许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经济失速

    那是一段难挨的日子。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终于在2011年12月28日有了结果：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副部长陆东福、总工程师何华武、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54名事故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
    当天下午，铁道部召开全国铁路系统电视电话会议时做了部级检查。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说：“面对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深感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群众。铁道部和我已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在此再次代表铁道部向‘7·23’事故中遇难人员表示深切的哀悼。”
    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日子，扳指数了155天，终于等来了结果，但和最初的惨剧相比，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2011年7月23日20点24分，潘一恒驾驶D301按指令开出站台，以动车220公里时速向温州南站驶去。约6分钟之后，他看到前方停靠的D3115次列车闪烁的尾灯，之后一瞬间，两车相撞。
    撞击之后，D301次列车车头和第1、2、3节车厢以巨大轰鸣声从近30米的高架桥上俯冲而下，坠落桥下田地，第4节车厢呈90度挂在半空中。而被D301撞击的D3115的第16节车厢几乎被压扁。
    一时间，全国震惊。而对中国高铁建设比较了解的人认为，此次事故是由一场天灾引起的，但也撇不开人为因素。
    第二天上午，有关部门通过官网和媒体高调宣称，力争在当天18时恢复通车条件。这个计划中的抢修速度，与上次胶济铁路事故22个小时恢复通车基本一致。到这个时候，注重速度的相关部门似乎还没找到需要改变的方向。
    7月24日，17点20分，距离事故发生21个小时，有关部门宣布，车厢里已没有生命体征，指令将D3115第16节车厢用吊车吊起来放到桥下清理。然而，温州一位武警拒绝执行，他在D3115第16节车厢发现了一个小女孩仍然活着。事后确认这个小女孩叫项炜伊，她的父母已经遇难，人们后来给她一个爱称叫“小伊伊”。
    就在这一天，国务院专门成立了“7·23”事故调查组。
    经过漫长的26个小时等待后，人们终于在24日22点40分许等来了事故之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匆匆走到主席台前，同时也把铁道部的更大问题带向了前台。
    等待在现场的记者有许多疑问要问王勇平，但王勇平能回答的显然太少了。提到关键的是否掩埋车头问题时，王勇平甚至给出了一个连自己都“心虚”的答案：“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对于宣布停止救援后还有生还者“小伊伊”的质问，王勇平竟然说：“这是一个奇迹。事实就是这样，它确实发生了。”
    7月2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10点多在事故现场18号桥墩下召开媒体见面会。在此之前这段时间，总理病了，11天在病床上，直至这天医生才勉强允许出行。但是，这次动车事故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影响，不得不让总理来总揽全局。
    他说，“在事故发生以后，胡锦涛主席当即指示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给铁道部负责人打电话，我只说了两个字，就是救人。”
    “我们的调查处理一定要对人民负责，无论是机械设备问题，还是管理问题，以及生产厂家制造问题，我们都要一追到底。如果在查案过程中，背后隐藏着腐败问题，我们也将依法处理，毫不手软。”温家宝总理诚恳地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火车追尾、出轨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温州的死亡人数也不是最多的，2008年山东胶济线出轨死亡的人数差不多是温州的一倍，但是温州事件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一起火车事故的范畴，在众多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被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第一的高铁概念成了某种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梳理数据不难发现，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出之后3年间，铁路投资大幅攀升：2008年全国铁路总投资4168.47亿，其中基础建设3375.5亿；2009年，全国铁路总投资7045.27亿，基础建设6004.47亿；2010年，全国铁路总投资8426.52亿，基础建设7074.59亿。这样的速度一度被称为高铁“大跃进”。
    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狙击华尔街金融危机，但是高铁建设依赖大规模负债融资的方式，蕴含着较高的债务风险。铁路建设的特点是投资回收期长，所以财务风险难以控制。铁路长期以借款还借款，借大款还小款，债务风险越滚越大。
    铁道部财报显示，2006年到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的净资产从8623亿元增至15786亿元，增长1.8倍，而同期的负债则从6401亿元增加到24298亿元，增加了3.8倍。尤其是2008年到2011年大力兴建高铁期间，总负债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
    在债务负担加重之时，铁路融资出现困境,转折时点就是2011年7月23日。
    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巨额负债便引起了商业银行警觉，许多商业银行停止了对铁路工程的贷款。接着铁道债遭遇了史上罕见的招标未满的困境：原定发债200亿元，但最终有效投标只有187.3亿元，其中超过180亿元为该期短融的联席主承销商农行和国开行购买。
    从那时起，铁路公司忽然发现，钱不好要了。全国铁路投资增速从2月份起逐月放缓，终于在下半年进入了负增长。背负着2万亿负债的铁道部，也在年中向下属单位宣布，以后请自行融资。这让铁路建设雪上加霜。
    动车事故还引发了全路安全大检查，大部分铁路工程也是在安全大检查时候停工的。铁道部要求全路展开对在建项目安全、质量的检查，国务院也要求还没开工的铁路，重新进行安全评估；郑渝铁路、哈佳客专、郑徐客专、海南西环等项目均在安全大检查中被延迟建设。此外，原计划年底开通的京武高铁，也被初定为推迟到第二年开通。
    9月22日，本该是津保铁路建设工地的保定市徐水县陈庄村却一片安静。这条2010年刚刚获批，被称为连接河北东西交通要道的铁路，在这个村子里，已经停工近半年，距天津到保定全线停工也已经近4个月。
    事实上，全国铁路建设速度大幅放缓，铁路建设投资增速逐月降低，下半年甚至开始负增长，这一切都像是个深水炸弹，炸开的那一瞬间，直接就影响到了各个领域的大型项目的进展，投资支撑的经济面更是被迫缓了下来。

投资“歪脖树”

    3个月后公布的事故调查结果，让一个被质疑了很久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高铁建设中浮现出的严重的腐败其实早有征兆。
    2011年年初，山西晋城女企业家丁书苗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随后，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虽然还在检查工地，但是“经常睡不着觉了”。2月25日，刘志军被免去铁道部部长职务。3天后，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有“中国高铁第一人”之称的张曙光被停职审查。
    与许多贪官没有两样，刘志军出身寒微，19岁进入武汉铁路分局当养路工，后娶原武汉铁路分局局长侄女为妻。之后，刘辗转至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1994年调任铁道部总调度长，1996年即当上铁道部副部长，2003年3月接替傅志寰成为铁道部部长。
    刘志军在任上提出了“铁路跨越式发展战略”，为此后长达数年的全国性高铁建设拉开了序幕。此后，四横四纵的高铁网络开始铺开。他提出铁路要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使中国铁路走向高速时代。
    熟悉刘志军的人称他“胆子大，能力强，有魄力”，刘对内对外一律强势，对系统内反对意见坚决打击，在其任上，地方铁路局局长纷纷易人；对外则封杀呼吁铁路改革的媒体和专家。作为铁道部长，刘志军亲上火线，安排和指挥项目的分配。
    他的独断专行一方面成就了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也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刘志军在位期间，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即便争议不断，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2011年年初，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公布“十二五”铁路规划，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计划在2015年完成的目标，与《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2020年计划达到的目标完全一致，规划被整整提前5年。
    当时就有人指出，高铁建设太快、赶工严重，潜在的问题很多。有声音当时评论称：“工程应该不在乎大小，只在乎有用没用。而当时有一种不好的趋势，主要是把工程做大。工程量在那儿，钱肯定花得多，拨款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在中国高铁项目大规模建设时期，张曙光也是一个明星人物，他常代表铁道部在公开场合对中国高铁项目所创造的一个个里程碑大加赞扬。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一位人士当时说，铁路需要的东西很多，水泥、铁轨、信号灯、控制系统等，都是不同公司的。这些东西不可能由一家公司全部提供，所以铁路招标琐碎繁杂次数多，很容易钻空子。
    事实上，就连竞标资格也是铁路部门说了算。铁路审核通过了，才有竞标资格。
    当时有媒体报道：在决定谁得标的过程中，评委和大领导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认识评委，他会想办法给加分。如果是认识大领导，直接就可以内定了。评委加分的方式千奇百怪，“比如以前你曾经接过铁路项目，加分；地震捐款了，加分；曾经获得什么证书或奖励，加分。”
    还有一种情况是，已经内定好对象了，但为了不引起注意，再邀请几家企业共同竞标。有人那时这样透露，除了直接找领导和评委，在一些铁路项目的招投标和建设施工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中介组织”，这些自称有背景或关系的组织拿到项目之后再转给施工单位，从中索要工程费5%或者7%的回扣。
    先于刘志军和张曙光被带走的山西晋城女企业家丁书苗关联公司中铁泰可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参与了京沪高铁的声（风）屏障竞标，并因和刘志军、张曙光等高层的亲密关系而暴富，当然这只是她利用铁道部招投标漏洞的一个例子而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志军和张曙光的严重违纪问题与铁道部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的体制有着实质性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刘志军和张曙光的腐败是铁道部改革滞后的代价。
    早在1986年,政企不分的铁道部就已开始了改革的步伐，此后经过了多轮改革，但最终因种种原因均无疾而终。
    在刘志军掌舵铁道部的8年中，铁路改革一直未获实质性进展。体制改革长期让位于大规模的路网建设，铁道部提出的所谓深化改革的内容，大多集中在投融资改革、主辅分离、司法系统分离等层面，并无涉及政企分开的实质性内容。
    2010年，国务院曾经发文，要求铁道部尽快拿出改革方案，但铁道部只象征性地拿出了一个方案，却由于争议较大，没能获得通过。
    至今，关于铁道部的改革还在内部的论证阶段，尚没有完备的方案推出。

狙击通胀

    大投资离不开大花钱，花在项目上还未偏离初衷，怕就怕流动性四溢过程中流向了日常生活用品。
    如果说高铁事故的确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通货膨胀则是四万亿刺激措施的直接后果。
    早在2010年下半年，物价上涨苗头已开始显现，并于当年11月份CPI达到了最高点5.1%，随后的几个月出现了短暂回调，但还是在2011年3月份又刷新为5.4%，4月份保持在5.3%，5月份维持在5.2%，6月份一下子跃升至6.4%，7月份达到了顶点6.5％。
    粮价乃百价之基，此轮上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由粮食价格上涨预期带动的食品价格的上涨。
    2010年10月以来黄淮、华北地区降水异常偏少，导致山东、河南等小麦主产区旱情严重，持续干旱背景下，粮价上涨预期开始蔓延。
    2月8日，大年初六，央行宣布2011年内首次加息。“央行第三次加息旨在管理通胀预期、防止通胀恶化。”对此，当时不少分析机构给出了几乎一致的回答。
    仅仅加息显然不够！一场保粮价稳定的战争，也是一场保物价稳定的战争。
    2月9日，春节长假后第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在近期已出台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再出台十项措施，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
    屋漏偏逢连阴雨。紧随粮价上涨其后的是猪肉价格的飙升。4月份以来，一天一变的猪肉价格让百姓心惊胆战。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一个月猪肉价格上涨了57.1%，价格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历史高位。
    食品价格的上涨，自然而然地传导到其他领域，继当年4月份涨价后，国内五大运动服装品牌又开始酝酿新一轮的集体涨价。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原油价格也大幅上涨，从2009年年初的40美元，一口气涨到2011年5月初的115美元。此期间其他大宗商品指数也是大幅上涨，境外原油价格的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在几乎所有领域全面爆发。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流动性成为此轮通货膨胀的首要决定因素。有测算发现，过去两年的货币超发明显：2009年广义货币M2平均增长28%，超过9.2%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0.7%的通缩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19.5个百分点；2010年M2平均增长19.2%，超出10.3%的经济增长与3.3%的通胀水平所对应的货币需求5.6个百分点。
    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央行在2010年11月提高了两次存款准备金率，此后保持每个月上调一次的节奏，一直到2011年6月；同时，央行也先后在2011年10月、12月和2011年2、4、7月五次上调了存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基本保持了隔月一调的频率。
    那段时间，央行行长周小川受到了极大关注，这位中国金融业的大管家，无论身处何处都会被围追堵截，一开口便能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但他又喜欢适可而止、捉摸不透的表述。
    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周小川，却一反常态，直言不讳。4月16日，周小川主动邀请媒体召开了个小型的记者见面会，对记者提出的一些敏感问题都作了回答。
    周小川开宗明义地讲，“目前要采取多种方法来克服CPI偏高的问题，要消除通货膨胀走高的货币方面的因素，货币政策也已经从适度宽松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就是要收紧，趋势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记者问：“存款准备金率到底要调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周小川回答：“没有界限。”
    央行6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大型、中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达到21.5%和19.5%，创了历史新高。自2010年11月以来，9次提存总计冻结资金超过了3.22万亿元，相当于银行存款中的三成被冻结。这还不包括从2011年9月5日起分批上缴的商业银行保证金存款8000亿元。
    为了控制通胀预期，忙碌的不仅仅是央行，还有发改委的约谈和罚款。国内成品油价格一调再调，推升了一些日化产品的价格，一些厂商开始酝酿涨价。
    2011年3月下旬，针对日化产品盛传涨价消息引发部分城市抢购的情况，国家发改委会同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介入调查并对联合利华进行了200万元的罚款。发改委查明，联合利华公司有关负责人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并发表日化产品涨价言论，增强了消费者涨价预期，引发部分城市发生日化产品抢购，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3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约谈康师傅公司后，康师傅公司主动配合国家稳定物价的调控政策，暂缓原定于4月1日执行的调价计划。
    4月份，全国工商联组织24个行业的行业协会联合发表声明，为了稳定通胀预期，决定不涨价。
    物价在几个部门联合作战下，终于在7月份出现7.5%达到峰值，8月7.3%、9月6.5%、10月5.0%、11月2.7%，PPI已经连续5个月回落，而且连续三个月环比下跌。
    效果明显，但难免也有“误伤”。中小企业融资难愈演愈烈，民间借贷市场日益庞大，民间利率高不可攀，货币政策“超调”的声音不绝于耳。经济学家厉以宁就认为，这样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给企业造成了伤害。
    流动性过剩不只在中国，全球都在超发货币应对金融危机，和日常接触到的物品亦步亦趋，国际大宗商品早就疯狂了。
    2011年5月2日上午，美国海豹突击队突入巴基斯坦上空，从天而降的突击队员把隐藏在本·拉登隐秘别墅中的拉登击毙。这一击毙却让中国一位以《货币战争》而名声鹊起的宋鸿兵经受了一场一个人对阵的战争。
    从2010年8月底到2011年4月底，白银一直很给阴谋论的鼓吹者宋鸿兵面子，银价从每盎司19美元一路狂飙至49美元。
    就在奥巴马宣布了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后，白银走势上演了惊天逆转。银价连续4天暴跌，累计跌幅达30.44%。此时此刻，宋鸿兵仍然是白银最坚定的拥趸，他甚至认为：“短期波动何足为惧，银价今年必破50美元/盎司！”　市场显然不会因某人的看多而有所迟疑。暴跌，爆仓！
    不过，白银的“过山车”游戏似乎还没有玩够。暴跌4天后，白银又开始连续4个交易日反弹，累计涨幅达到11.94%。5月11日，吉姆·罗杰斯发表言论称将买入白银，银价迅速反弹至每盎司39美元，就在投资者指望白银能一举突破40美元时，银价却开始大幅跳水，当天暴跌8.83%至每盎司35.10美元。12日，白银依然延续跌势，重挫2.50美元，跌幅高达7.09%。
    宋鸿兵此时认为，芝加哥交易所单方面修改规则提高白银交易保证金、索罗斯的基金抛售黄金白银、拉登于5月2日被美军击毙，这其实是一次联手镇压白银的行动。
    宋鸿兵奉劝投资者，最好持有实物金银，不要去玩杠杆，金融大鳄再厉害，也拿不走你手中的实物。只有实物筹码才能逼得他们步步退却。大跌大买，小跌小买，直到中国最终掌握3万吨的白银现货，则金融大鳄们必现原形。
    对此做法，反对声同样铺天盖地，最有力的证词是：白银储量非常大，持有白银实物的意义远不能和黄金相提并论。
    2011年5月2日拉登被击毙在全世界范围里引发的冲击波，何止仅仅宋鸿兵的白银战争能够概括，有人就认为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9·11”以来的10年是全球反恐的10年，而在反恐阴影笼罩下的全球经济又是一个被脆弱的能源危机所左右的市场，10年间原油期货价格由不足30美元一举突破50美元直冲147美元，即便经历了金融危机至今依然坚挺在100美元，屡创新高的成品油价格甚至让奥巴马都感到忍无可忍；10年间美国为此打了两场大仗，一场和阿富汗，一场和伊拉克，为此耗费的军费就达1.2万亿美元，打一次油价涨一次，涨了上去就不再回落。因此，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在自己的杂谈中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谁敢说美联储狂印美元和拉登的刺激没有一点关系？”
    拉登之死消息公布的当天，除了白银大幅下跌之外，延续多年的黄金神话也开始结束。5月2日，伦敦金以1564美元开盘，最高报于1545美元，当日下跌了19美元，此后经过短暂的续跌后，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加重和美国经济数据不佳，黄金在加速赶顶，一个“十年大顶”，直到2011年9月6日盘中最高点达到1921美元，但是此后便大幅下跌，直至收盘到1826美元，盘中下跌达95美元。此后黄金便步入了漫漫熊途。
    美元开始走强也是影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大事件。市场认为，拉登被毙意味着美国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债务危机根源被彻底根除，再加上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明显的复苏通道，美联储在经过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第三轮量化宽松推出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有市场人士把2011年看做美元上涨元年。
    美元的大涨，加上欧洲债务危机和中国通货膨胀，大宗商品牛市结束。
    5月份，追踪24种商品价格走势的标准普尔商品指数下跌了6.8%，创去年8月份以来首次下跌，同时也是去年5月份以来最大的跌幅。在所有价格下跌的大宗商品中，白银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狂跌21%。紧随白银之后的是镍、原油，跌幅均接近10%。
    这是强人离去的一年，从拉登被击毙，到卡扎菲倒台，到穆巴拉克被审判，再到年末，金正日也走了。
    2011年全年，上证综指累计跌幅再达21.68%，指数甚至已经跌回十年前水平。而A股市场也再度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中跌幅最大、与经济增速背离程度最高的市场之一。创业板在此轮大跌中也连续跳水，最终这个泡沫被刺穿，许多股价被腰斩，投资者遭到重创，公募基金更是全行业亏损惨重。
    年末，郭树清转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更是针对目前市场的种种问题，连续打出组合拳。提出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创业板公司的退市制度、发展公司债以及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其他证券犯罪等。

房地产盛世危言

    房地产市场在上半年货币充裕时出现了“盛世”，但随后的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加上经济面出现转折，互为因果，“危言”真的成真了！
    这一年让更多人对去房地产泡沫看到了希望。
    到了2011年年末，房地产量价齐跌的情形终于出现。
    11月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32元/平方米，环比下跌0.28%，这也成为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跌，且降幅有所扩大。这是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一线城市和典型二三线城市成交均价环比和同比下降的局面。
    房价终于降了，久违的降价，不管怎么样，该来的终究还会来的，让人看到希望的是，2011年的楼市似乎在走2008年下调时的“三部曲”，即“量跌价挺”、“量跌价调”、“量价齐跌”。
    背后是一波又一波不断升级的楼市调控政策。
    1月，“国八条”落地，中央明确提出“限购”条件，并指定必须限购的城市，将2010年“国十条”和“9·29新政”的限购要求具体化、严格化，限购范围扩大至40多个城市，限制标准严厉程度大大提高。7月，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继续严格实施住房限购措施，限购令蔓延至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住建部8月下旬发文，给出新增限购城市五项建议标准。此后，台州、衢州、广东韶关、辽宁丹东、珠海、中山等地出台限购或限价措施。10月，广东佛山、成都等试图放松限购令，但均遭中央叫停。
    调控的升级还体现在住房转让营业税调整、房产税改革试点上。紧随“国八条”之后，2011年1月27日，财政部发通知，将购买不足5年（含5年）的普通住宅对外销售由按差额征收营业税改为按全额征收；同日，上海、重庆开始实施房产税改革试点，进一步打击炒房行为。
    而在“限价”这个环节上，调控措施将矛头指向开发商。3月16日，国家发改委实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要求商品房销售实行一房一价，房价监管力度升级。规定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和销售现房的房地产经营者，要公开房源，实行一套一标。从2011年5月1日起，各地落实明码标价细则并开始严查落实情况。
    10月底，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提前实现，也有效增加了市场的供应。
    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下，房地产企业的优胜劣汰机制开始形成，从去年年末开始就不断传出湖南、山东、珠海等地房地产企业倒闭或者老板出逃事件，一些房地产老板在严厉的货币政策形势下不得不借了大量高利贷，最后被高利贷推上了绝路。
    2011年8月份，湖南景上置业法人代表石湘中，这位仅开发过2个楼盘的开发商因债务高企走投无路选择向警方投案。
    长沙县政法委人士介绍，石湘中一案，当时已经查出的金额达到14.5亿，牵涉的放贷人约300多名，这一数字还在变化，侦查还没完结。石湘中个人的银行卡有100多张，五六十个干警在加班加点查案，调查的凭证要用车拉，估计案件全部侦查完后案卷材料会装满一间房子。
    到了去年下半年，全国土地市场一片低迷。
    频繁的流拍、退地及底价成交，土地出让金随之大幅度下降，这些都是全国土地市场陷入低谷的重要标志。据统计，仅11月全国35个热点城市内流标和中止出让的地块就达到了117宗，环比10月的22宗增加了4倍多，流标地块的规划建筑面积达到1580万平方米。在一些二线城市，甚至还出现了开发商“退地”的情况。
    到了年末，地方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各种放松手段开始层出不穷。
    10月底，宁波市住建委下发通知，对于已用商业贷款购房的购房者，可将剩余贷款全部或部分转为公积金贷款。这种调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贷款利率大幅降低。如果以50万元20年贷款计算，商业贷款转成公积金贷款后，购房者在还款总额上就差了15万元。
    在银行信贷压力持续不减的情况下，利用住房公积金做“微调”文章其实已在南京、常州、重庆等不少城市中流传互仿。
    就在宁波出台“商转公”政策之前仅3天，南京市也颁布了公积金贷款新政，将最高贷款额度由之前的20万元/人、40万元/户，恢复为30万元/人、60万元/户，直接将一个家庭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20万元。
    除公积金贷款之外，各地也在试探着出台一些其他的减免税费政策。早在2011年8月份，安徽马鞍山市就低调地宣布对于部分满足条件的购买家庭唯一住房者，将全额补还契税。
    地方政府的放松政策除了刺激楼市需求，有些开始在土地出让政策上做文章。10月17日，广州市携南站商务区31幅地块赴香港招商，提出了一个刺激方针，外资企业拿地将适当延长土地出让金首付款缴纳期限。
    此前的10月14日，南京市政府也低调印发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出区位佳、规划优、条件好的“三好”地块，对重大建设项目用地在一定时间段内给予付款的灵活性和宽限期。
    地方政府一步步试探中央政府政策底线的放松行为，到了2012年愈演愈烈，尽管也有几起被中央政府叫停，比如芜湖的变相放松政策，但是当经济大幅下滑的迹象开始愈加明显时，博弈也就升级了。

跑路，又见跑路

    其实，这个时候，宏观调控已经再次出现了两难。
    投资太快，要放缓节奏；物价太高，要收紧流动性；楼市严控，经济支柱产业不景气。实体经济就在这变化和转折中艰难徘徊：空心化、缺资金、铤而走险、无路可走、跑路……
    2011年4月21日，温州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大门紧锁，门口贴着一张政府的《通知》，内容是：老板黄鹤潜逃，政府将成立清算组，解决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
    第二天中午，共有95个供应商和个人登记，债务总计1.3289亿元，其中有3个人债务合计为5000万元。其中有10家银行给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贷款在1.42亿到1.45亿元之间。许多贷款都由其他民营企业或者个人提供担保，其中就有温州市宏得利树脂有限公司、温州国宝阀门铸造有限公司及邵应正、陈国光等，三家关联公司也提供互保。
    也就是说，黄鹤的跑路，导致银行把债务人变更为这些提供担保的民营企业，这就是高利贷危机扩散效应。
    几乎与此同时，温州餐饮连锁品牌波特曼老板严勤为夫妇的手机突然打不通了，乐清老牌企业三旗集团也陷入濒临破产的困境。
    温州这三家民企资金链断裂引起的连锁反应犹如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三颗巨石，而受波及的更多的是民营企业和商业银行。
    在这次震惊全国的温州老板跑路事件中，一个人物为公众所关注，那就是被人们称为“温州师爷”的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他在年初就呼吁温州民营企业面临困难，可能将有大批企业关门倒闭。
    但是当地政府的判断和他相反，浙江与温州两级银监局2011年5月份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温州工商系统调查，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对企业融资产生了一定压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温州企业整体向好的发展大格局，也没有出现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
    不过，温州民营企业集体遭遇的空前困境已经引起中央相关部门关注，相关部委开始调研。5月，银监会派出调查组低调抵达温州，此后连续召开了5场座谈会，与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人士展开面对面交流。银监会对温州企业调查后不久，便马上在6月7日下发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等，这被业界称为“银十条”。
    然而，由于固有的金融体制问题，“银十条”对温州的民营企业困境收效甚微。
    温州显然不是孤例，远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危机正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展现。
    2011年4月13日16时许，土右旗公安局接到报警称在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福禾豆业有限责任公司院内发现一辆被烧毁的汽车，车内有一具被焚烧的尸体。根据警方的调查结论，死者为福禾豆业所属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系自焚而亡。
    金利斌一直是包头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身后，是一个资产逾25亿元的惠龙集团，在这个庞大商业帝国背后则是由千人规模的民间借贷者的资金支撑起来的，如今金利斌暴亡，让他们一个一个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华夏时报》记者5月下旬去鄂尔多斯采访时发现，高利贷的震荡给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这个靠资源起家，借助房地产和民间借贷“火箭式”发展的内陆城市，如今陷入房地产泡沫破灭、高利贷坍塌的困境中。
    这个昔日集中造富的样本，正因高利贷大案频发而加速坠落，从四面八方拥进的淘金者也正带着血淋淋的教训撤退。鄂尔多斯正在破产的“能源+房地产+高利贷”的发展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温州高利贷危机引发的民营中小企业老板接连跑路的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重视，10月3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去温州实地调研。
    温家宝总理和温州的民营企业家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会上，温总理一开始就表态说，国家发展需要能够带来就业的小企业，扶持成长性的小企业是国家一贯的政策。
    在不断的紧缩政策下，企业主不断因资金链断裂出走。周德文告诉记者，截至2011年10月4日，温州出走的企业主已经有90多位。
    但是此次高利贷出现全面崩盘的局面，则主要原因还是被归结到2008年年末的四万亿刺激，由于大量资金进入市场，导致房价攀升，投资房地产的一夜暴富效应非常明显，于是许多中小企业发现做实业不如投资房地产或者干脆做民间借贷，最疯狂的时候民间借贷利率可达100%以上，由于炒钱的获利轻松而且快捷，几乎可以说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全民参与了这种高利贷。

偿债高峰“第一波”

    没有孤立的事件发生，这一次还是逃不开一个“钱”字。
    借了总是要还的，借债的时候尽管一时舒心，但如果还债的时候手中没钱，就心中发慌。这次发慌的除了温州和鄂尔多斯的民营老板，还有相关地方政府官员和作为债权人的金融机构。
    “现在谁手里拿了城投债，谁的心里就发慌。”一位小券商的投行部人士这样说。这家小型券商虽然规模小，但是在2010年却抓住了城投债这个被别的券商遗忘的项目，在多个地方的城投债项目中拔得了头筹，公司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到了2011年7月下旬，大量砸在手里的城投债成了烫手山芋。
    城投债当时的境遇是，一边是二级市场上的大面积抛售；另一边是研究机构纷纷出报告分析、预测城投债可能发生的风险。那一段时间，城投债市场经历了一场风暴。
    典型的一幕发生在2011年7月6日下午，临近收市还差1分钟，10渝交通突然遭遇抛压，现券净价瞬间从97.98元直落近8元，收至90.3元。当天交易所多只企业债券或在盘中或在临近收市时，遭到抛售。
    有报道称，2011年4月间，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接近千亿元，这引起债权银行的震惊。
    6月29日，有香港媒体报道，上海市政府辖下一家从事地产及公路建设的城市投资公司，本月起停止向银行偿还流动贷款，并向银行要求拉长还款期，以及把该笔款项转换成以资产抵押的固定贷款，这同样被市场视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市场上议论纷纷。
    以上两个事件经过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和澄清，事态渐渐平息。但紧接着6月30日，云投集团重组传闻得到证实：云南省政府拟将其持有的全部电力、煤炭资产及云投集团控股的云南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进行整合，组建新的集团。
    由于电力资产是云投集团最为优良的资产，很多债务是以电力资产作为抵押，或者以电力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如今这一资产剥离出去，将造成这些债券失去了还款来源，被市场人士看做是明显的违约行为，于是就有了7月6日下午的那一幕。
    地方融资平台其实是一种金融创新，是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的一种融资方式。其产生的根源是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度改革，这次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地方政府只有通过拍卖土地融资或者通过以土地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筹得资金，从而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刚开始，这个业务基本都是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通过打包贷款的方式筹得资金，但是由于我国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担保举债，2006年这项业务被五部委叫停。
    2008年末，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和银监会也专门发文许可了这项业务。
    于是其他商业银行也加入进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下子成了所有商业银行趋之若鹜的香饽饽。
    从2009年年中，银监会就已经意识到了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发生的风险，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加紧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此后银监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盘查清理工作。
    2011年2月13日，审计署开始就地方债的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结构及增减变化情况进行审计，该审计结果于4个月后公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4.97万亿元，这与此前央行的报告经媒体推算的大概14万亿以及此前有媒体报道的银监会数据大概9万亿有较大差距。
    不过，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还指出，43%的债务将在随后两年内集中到期，预计达4.6万亿元；债务总额中有60%以上在2013年前到期。也就是说2011年、2012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将加大，而这两年正是地方政府财务紧张之时。
    2011年人民银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导致商业银行贷款行为发生变化，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收紧首当其冲。
    尤其是从2010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最为严格的调控政策，房地产成交量开始下跌，由此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这让人们开始担心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来源。
    那段时间，海南、山东、吉林、重庆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公开2010年度地方政府性债务“账单”；其中，以海南省的债务率最高，达到93.18%，接近100%的国际警戒线。
    就在严峻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倒逼之下，地方政府自行发债问题终于破冰。
    2011年10月20日，财政部宣布广东、浙江、上海、深圳市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上述四省市的发债总规模被限定在229亿以内。而其投入方向，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优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其他中央投资公益性项目地方配套，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公益性在建项目。

人民币“风暴眼”

    一个国家货币币值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乎所有的信息。人民币作为窥视中国经济的“风暴眼”，在整个2011年画下的轨迹颇为耐人寻味。
    2011年11月30日，人民币上午还在升逾百点的中间价引领下续涨，但下午在大额购汇盘的重压下转而下跌，尾盘突然一度触及跌停价6.3799。截至收盘，美元兑人民币询价系统报收于6.3793，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0点。这是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从未发生的事件。
    此后，从这天开始一直到12月15日，美元对人民币即期汇率连续12天触及跌停，金融市场一片喧哗。
    对于人民币突然出现的连续跌停，市场大部分的解读都是热钱出逃，市场人士预期中国经济出现了减速迹象，人民币资产已经无利可图，热钱持有者开始把人民币换成美元。
    其中抛盘最大的来自中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他们对未来中国经济持有较悲观的态度，处于避险需求抛出人民币资产。另外，也的确有不少对冲基金集聚在中国香港做空人民币。
    与人民币币值出现逆转的同时，一直在飙升的是外汇储备负增长。2011年底的外汇储备规模降至3.181万亿美元，较第三季度末下降205.5亿美元。这是中国外汇储备首次出现季度净减少的现象。而12月份外汇占款出现了连续第三个月的负增长，12月当月外汇占款减少1003亿元。
    这些比较新奇的市场现象和人民币币值的变化进一步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转变。
    中国经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基础上的，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导致中国出口持续增长，出口的增长使得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资金进入国内，人民银行为了稳定人民币币值，不得不发行人民币对冲这些美元，这就形成了外汇占款，而这些外汇占款又通过商业银行贷给了国有企业，从而形成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进入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市场形成资产泡沫，造成通货膨胀风险，央行为了控制通胀，只能采用发行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这就是周小川的著名的“池子论”。
    现在既然外汇储备下降了，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被打破，那么通过投放外汇占款以发行货币的方式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下一步央行将可能打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窗口，央行的货币政策将可能进入宽松的通道。
    人民币币值的逆转，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实体经济的转变。事实上，铁路大停工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迹象，沿海外向型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家电、汽车和建材领域也出现大幅亏损。
    2011年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现回落态势；内需依然没有起色，增速放缓；PMI指数连续2个月反常回调，落至过去6年正常区间的下沿。
    那时侯，人民银行、银监会、全国工商联、工信部、建设部、各大银行总部到温州调研的部委名单，周德文当时每天所做的工作和2008年一模一样，不断地陪同来自中央各部委进行考察调研，不断地召开各种座谈会，摸清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
    2011年7月1日至2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考察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就业增长、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同时要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这项举措，其实也是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些表态被市场解读为“定向宽松”。
    中国税负是否过重一直是2011年全年市场上争论的焦点，由于参与讨论的不同阶层的人出发点不同，到最后也没有定论，不过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去年全年财政收入突破了十万亿之巨。
    2007年全国财政增长32.4%，实现超收收入7239亿元，2008年和2009年，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个别月份出现了财政收入负增长，但在随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之下财政收入出现了更为高速的增长，2009年12月份财政收入甚至出现了55.8%的增长。全年财政增速则分别达到19.5%和11.7%。2010年财政收入重新进入正常的高增长轨道，实现了21.3%的高增幅。而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8%，明显高于GDP9.2%的增速。
    财政过快增长其实对实体经济发展将带来较大损害，这一点可以从2011年中小企业呼吁税负过重看出来，而落实到具体居民收入方面如果税负过重，将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阻碍消费的增长。
    从2011年年初开始，结构性减税就成了宏观政策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首要的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低。
    2011年6月份，个税改革提请人大常委会表决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个税免征扣除标准在最后关头提高到3500元，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解读为“民意的胜利”。
    另外，在民企老板频频“跑路”的倒逼下，如甘霖般的宽松政策终于洒向了众多中小企业。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九条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其中不仅有从信贷上的支持，还有对于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同时也要求商业银行清理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不合理收费，细化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在10月31日由财政部发布决定分别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
    也几乎是在同时，上海试点的增值税改革扩围试点，其着眼点在于扶持现代服务业，避免重复征税，试点目的也是为了减税。
    结构性减税的推出，其重大意义是，政府让利给经济个体，从而激发他们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发生转折的首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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