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募基金会成公益事业主力军

作者:马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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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6-01 21:57:25

摘要:非公募基金会成公益事业主力军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2011中国公益事业年度发展报告》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非公募基金会已经成为引领行业变革和凸显慈善的主导力。”5月24日,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推出的《走向现代慈善——2011中国公益事业年度发展报告》(下称《公益报告》)发布会上,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如此表示。
    据该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2548 家基金会,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356家,公募基金会1192家。2010、2011年连续两年,非公募基金会年度增量都是公募基金会的2倍以上,已成为推动中国公益行业格局优化的重要力量。
崛起
    长期以来,中国基金会都带有很强的“官办”色彩,只有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才能设立基金会,个人或者企业想成立基金会往往会因为制度的缺位而无法如愿以偿。
    2004年,国务院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补上了这一制度的“短板”,《条例》确定了对基金会实行分类管理的原则,根据基金来源方式的不同,把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类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评论道,《基金会管理条例》堪称“一部良法打造出了一个良好平台”,非公募基金会因顺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工商企业崛起的大趋势,尤其是为民间资本找到一条承担社会责任、介入社会建设的新途径,从而获得迅速发展。
    之后,非公募基金会就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民众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05 年非公募基金会253家;2006年349个,比上年增加38%;2007年436家,比上年增加25%;2008年643家,比上年增加47%;2009年846家,比上年增加32%。
    截止到2011年10月31日,据第三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上公布的数据,非公募基金会已有1279家,一年间增加了200余家,首次超过1179家公募基金会。它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壮大着中国公益领域的队伍,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头雁”。
    除了基金会数量增加以外,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上亿元、几十亿元规模的基金会不断涌现,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捐股成立河仁基金会等一系列捐赠事件表明我国基金会的“巨型航空母舰团队”正在形成,而这些新生力量都是非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的崛起,在民间公益组织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如此表示。
 徐永光认为,非公募基金会的崛起不但突破了民间组织登记难的制度瓶颈,改变了公益资源的配置结构,而且还能有条件吸引专业人才,并真正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增强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
    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是民政部,双方以“备忘录”形式约定:民政部推荐的理事、监事(各一名),与基金会其他理事、监事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利用业务主管单位的身份干扰基金会正常工作。上述约定,使《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职权”的规定切实得到了落实。
    “这可是‘官办’非营利组织难以做到的,因为还有一个比理事会大的‘婆婆’在上头。”徐永光说。
问题
    但是,非公募基金会数量上的快速增长显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去年11月25日,在第三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发布《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指出,尽管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以专业性取代高尚道德观是当前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面临的当务之急。
    徐永光就表示,非公募基金会要想进一步发展,至少要突破三个瓶颈:非公募基金会在管理上缺乏专业对口的相关人才;其次是与之配套的税收政策不完善,使得非公募基金会逐渐“做小化”;同时也缺乏与政府、与草根组织合作的能力。
    非公募基金会专业性人才的匮乏,从其资金支出结构中就可一窥其貌,有关数据显示,工资福利支出、行政办公支出及其他支出仅占2%出头,远低于规定的10%。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的陶传进教授指出,这种结构将导致非公募基金会无法吸引专业人士,从而降低基金会专业化程度,不能使公益由低档次慈善向高档次成长。过低的行政成本和专业化团队的缺乏,已成为制约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按《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以民间力量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年度支出不能低于上一年资金节余的8%,由于不具备公募资格,非公募基金会为了持续生存和发展,资金的增加通常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原始出资人或者企业持续投入,另一个则是依靠基金会自身的投资创造收入。根据现在的法律,基金会的投资收益部分要交25%的企业所得税。
 “这样的税收政策只能让基金会越做越小,直到关门为止。”徐永光这样形容当下税收政策的影响。
 对此,王振耀也指出,曹德旺捐赠价值35亿元的股权就要缴纳6亿的税。“作为私人财产的时候不收税,怎么捐给社会就收这么多税呢?很多人不理解,这就相当于鼓励私有不鼓励捐赠。”这无疑成为非公募基金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障碍。
 非公募基金会与政府、与草根组织合作能力的缺乏,从资金规模及总收入和总支出上就可直观看出,《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显示,以2010年为例,公募基金会的总资产是非公募基金会的1.79倍,总收入是非公募基金会的2.65倍,总支出是非公募基金会的4.22倍。
 究其原因,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表示,“对内表现为缺乏合理治理、组织效率低下、公益服务效果不明显。对外显现为社会公信力不强,难以获得捐赠人、公众和政府的信任。”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公众和捐赠人的公益热情将会受到打击,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会遭遇瓶颈,会影响整个公益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前景
 除徐永光提到的三个发展“瓶颈”外,非公募基金会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机构专业化意识还比较低,不重视管理层的专业人才配备,导致机构管理程度低,机构发展战略定位、公益项目设计和品牌管理缺少章法,管理制度不健全,资金使用粗放的现象是当下不少非公募基金会的通病。”
 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的问题明显,但并非是说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相反,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形势是“一片大好”。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介入将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带来机遇,比如,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已经开始将政府购买服务的触角伸向众多NGO,一些地方政府还积极尝试将公益投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提供免费服务平台。上海市近年来更在积极谋划打造“公益硅谷”,以充分集纳NGO的资源,共同致力于社会建设。
 徐永光判断,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现在正处于起飞初期,此后的十到二十年间,仍将是非公募基金会设立发展的高潮。
 “这与世界上各国基金会的发展规律基本吻合。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突破了只能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设立基金会的制度屏障,叩开了民间资源设立基金会的厚重大门,开辟出以民间资源设立慈善组织的一片蓝海。”徐永光表示。
 在当天的北师大公益研究院报告发布会上,王振耀院长强调:“将来中国要推动现代公益慈善大发展,就一定要推动非公募基金会快速发展。”而在《公益报告》给出的“未来3年确立现代慈善体系的三大策略”,其中首要的一条便是“推进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和公募基金会转型”。
 但是,非公募基金会要想成长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基金会,显然还需要突破重重瓶颈。对此,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何莉君博士表示,首先,非公募基金会要寻找公益创新的途径,从传统的运作性(自己出钱、自己做项目)基金会向资助性基金会转变。要充分挖掘和认识社会其他组织和资源的优劣长短,取长补短,考虑项目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而不仅仅满足于“建立了慈善基金会”的道德优越感。
 其次,还需要建立职业道德标准、体现专业素养。通过联合、协作、 分享、学习、标准化等方式充分参与国内和国际公益职业发展平台, 积极使用各种技术和传媒手段增进专业组织和同行间的沟通以及在项目管理、理事治理等方面引进最佳操作方式。
 最后,要从理性和有效性的角度去促进组织化、可持续的公益慈善,而不是助长个人施舍型的慈善。鼓励个人通过社区组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申请救助,确保基金会的资助可以通过评估、追踪和规范合理、公平的组织来惠及个体的受助者。“只有这样,非公募基金会才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基金会,进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社会创新的催化剂。”何莉君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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