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乱象：体制办校长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

   熊丙奇本科毕业于上海交大电力工程系，接下来获得管理学硕士、博士。2002年，他已留校工作8年， 30岁不到的他，成为交大一名中层管理干部，而且获得副高级职称。在通往精英阶层的路上，他跑得又快又好。可就在这时，对大学的自信却崩塌了。
大学的腐败
    2002年，熊丙奇忽然看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蹊跷。他脑子里跑出的一个念头是：大学有问题。
    2002年的大学扩招和科研管理改革，如春风吹入困扰高等教育的两块贫瘠之地:1、大学教育通道狭窄;2、科研经费不足。但好政策却迅即带来了荒诞不经的景象，熊丙奇看到不少大学忙着收钱，同时出现一些腐败现象。
    熊丙奇感到蹊跷——校园里的不平静从未停息过，他听到的是学生的抱怨，老师的愤懑，阴谋和权力的低语……28岁身为副处级干部，他已步入了教育流水线上的核心一环：成为一名官员，并守护官员集体的利益，但熊丙奇却走向了另一条路。
    熊丙奇花两年时间研究了大学里的乱象，写成了《大学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应试教育的弊端，大学教师的生存困境，学术尊严的丧失，改革的真假虚实……在把它们系统归纳起来的过程中，他也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熊丙奇期望这本书能引起注意，有关领导能掌握现实，并改进高教系统。但有一年多时间，这本书很难找到出版机构，他接触的教育系统的出版社一概拒绝出版，不是因为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写得“太透”，会“惹事”。最终，当天地出版社出版《大学有问题》时，它确实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人们所料，教育部官员找到了学校领导，学校领导找到了熊丙奇，对他表示“不理解”。
    和有关领导谈话之后，熊丙奇颇感惋惜：教育问题是能解决而不解决，个个解决方案都撞在了一堵墙上，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该打破的体制迷墙
    熊丙奇把中国教育问题的内核总结为：有办法，好办法，都是没办法。在追随这个问题两年之后，熊丙奇写了他的第二本书《体制迷墙》。他道出了学校卡夫卡式的恐怖：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发现自己被体制。
    陈丹青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熊丙奇先生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要我们知道不是校长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校长。”
    而之后不久，熊丙奇被调离了行政岗位。对他失去的机会，很多同事和朋友纷纷表示了“不理解”。他却藉由个人体验，深刻领会到大学“去行政化”的紧急和必要，他进一步去勾勒中国教育神秘而荒诞的全貌：课堂学不到东西，校长难以履行职责，指标学术，职称评审腐败不堪，大学教育思想极端落伍，教改越改越糟，大学生就业难无药可救……甚至形成怪圈：学校既脱离社会，又功利主义；社会上既存在大量文盲，又存在太多的大学生；高校既富得大楼林立，又搞不起几个科研项目；百万大学生们竞争激烈，又因无目标心中迷惘；各层教职人员批评官僚系统之心殷切，加入进去却急迫。
    对中国教育暴雨般的批评如鼓如雷，其中既有教育家、媒体，又有老师、学生、官员。5月16日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0周年，70岁的江平教授在演讲中，拒绝“歌颂成绩，吹嘘一番”，告诫全体师生“知耻而后勇”，抨击高教症结所在：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的困境
    如果有人问，在大学里谁是主人？答案是：行政人员，这就是学校里的反智主义倾向。由于人财物等学校资源被行政人员掌握，教授见了行政人员，便诚惶诚恐；高级技术职称的评定向权力倾斜，不从事教学科研的行政干部越来越多地成为教授、研究员。与高校其它怪现象相比，官本位向学术领域的渗透，更普遍，更为制度化，危害也更大。
    在校内被边缘化后，熊丙奇在校外教育批评家的名声鹊起。他暂停写书，大把时间都用来做“教育问题的教育”，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对教育乱象有思考能力。他勤于写作媒体专栏，对现实事件进行剥洋葱似的解析，并痛陈其中的根本病灶：行政化。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熊丙奇对记者说，“我们这些年没有丝毫进步，所有的改革都成了反改革的行动。”去行政化可以任人唱之，去行政化却无人为之。 其根本原因，自然在于大学由政府主导，自然得按政府意志办事，如果要去行政化，必须改革这种办学机制。
    熊丙奇发现，大学的去行政化，其实在大家的意识中是个常识性问题，但中国教育要回到常识问题上却难上加难。对于这种现状，谢泳曾在《建立现代大学理念》一文中指出被推诿的理由，“我们今天在大学教育问题上，最顽固的思想就是不尊重常识，以为什么东西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以此为理由排斥人类文明共有的成果。”
    而其实，早在100年前的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早存在于蔡元培主导的北大、严修的南开、唐文治的南洋大学堂、叶恭绰的交通大学、张镛和的光华大学。这些现代大学的先驱们，从一开始就认同并接受了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一、大学独立；二、学术自由；三、教授治校。而因为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中国现代大学起步虽晚，却起点颇高，很快与西方大学接轨，并办得生机勃勃。1928年正式建立的清华大学，只用了10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
    然而中国后来的大学教育却“集中扫荡了这个传统”，“这种大学教育的主要特征还不在它的具体课程设置或其他管理体制的僵化性，而在于他们把大学本来具有的独立性取消了，”谢泳说，“这种把大学作为党校来办的思维，带给中国大学教育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使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忘记了大学最基本的职能。”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