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若已定罪，是否应开杀戒？

独立经济学家 金岩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容情是生活常识，而偏偏就在一个浙江女孩儿的非法集资案上，却有一群智者激情呼吁刀下留人，公开挑战国家的司法权威。
    中小企业的创业融资，在理论上有一个融资顺序定理：内源性融资——银行融资——股权融资。所谓内源性融资，就是在企业信用不足时用个人信用来为企业融资，融资对象通常是亲朋好友及生意伙伴。其中虽不乏有坑蒙拐骗的行为，但坑蒙拐骗的适用法律有偷窃罪和诈欺罪等，犯不上用非法集资来定罪。此外还有一个悖论：非法集资有罪，那么合法集资的“法”在何方？如果没有合法集资的法律，同样是集资行为，政府做就合法，民间做就非法，那就印证了宝光寺高僧何元普的题诗：法无定法，非法法也！
    民间集资罪的认定有两个难题：一是量刑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二是有罪认定与集资对象多少和集资数额高低是否有关？中小企业的创业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内源性融资，集资对象多为熟人，集资金额一般较低，一直处于法无定法的灰色地带。由于是熟人熟事或乡里乡亲，投资赔了也很少有人会诉诸公堂，多半是以情代法，私下处理。如果中国的法官们笃信佛教也就罢了，因为《金刚经》讲过：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可惜吴英案不同，涉案者、审案者和评案者都非“世外人”，都没有“不了了之”的选择。非法集资罪既然有法在先，就应该违法必究，若依法被裁定为死罪，就应该罪不可赦。无论是当事人吴英还是关心此案的学者名流，谁都不能以自己的解读为依据挑战国家的司法权威。
    然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非法集资罪，在中国，非法集资罪和“投机倒把罪”大致产生于同一个时代，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涉及企业融资的法律框架重点在于规定合法集资的标准和流程，企业的私募集资主要有三个约束：一是人数限制，超过多少人就界定为公募，必须按公募流程募集资金；二是金额限制，私募金额不得超过投资者个人或家庭财产的一定比例；三是程序约束，集资方必须提供私募融资备忘录，备忘录中必须披露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风险。一般说来，参与私募融资的家庭和个人都应是合格的有钱人（credential person），投资人有知情权，并可监督资金的投向和投资的决策流程，赚钱分利赔钱认亏，即便有纠纷要对簿公堂，法官也有“簿”可对，秉公处理，既无需第三方插嘴，也不会有社会争议。
    有说情者言：吴英有罪，罪不至死！这种看似有理的评论其实是以情代法，贻害无穷。如果司法解释为死罪，不杀不足以证明法的尊严；如果司法解释如同儿戏，国家公堂就与私刑无异。人有对错，法有善恶，若非法集资罪可以证明是恶法，不杀不足以彰显法之恶，此时杀人修法则可以见证法之善。在没有合法集资约定的法律框架中，民间集资的合法与非法之辨，死罪与活罪之别，几乎全在司法解释之中，而在司法解释中，唯一客观的量刑标准是集资金额是否“巨大”。然而在长期性的通货膨胀时代，集资金额是否“巨大”的客观标准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30年前“巨大”金额的标准如今已是屈指可数，貌似客观的定罪与量刑的标准有着极大的随意性，而随意性极大的司法解释必然引发社会争议。此时此刻，或者是先杀人再修法，或者是先修法再容情，二者必居其一，善恶皆含杀机。
    昔日大禹治水，疏堵相权以疏为主，今日民间借贷，纠纷不断重在于疏。有违法之罪，就应有合法之路，如正邪之分，无正道何以定邪道！有法不依必然法不责众，恶法不修势必正不压邪。定一个吴英的死罪若能除去一道恶法，也是除恶扬善的社会进步，此外由于死罪可以缓刑，还可以留出两年的时间修法正规，所以，死刑正法，缓期有情，于法于情均为合理，执法修法善恶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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