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自由流动，才能促进生产力与平等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文贯中

   我在此前给《华夏时报》的专栏文章中讨论了为何一个理想社会并不应该追求结果的绝对平等。凡是如此追求的民族和社会，一定贫困，愚昧弥漫，懒惰，落后横行，倒霉的还是全体民众。但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一定要不断清除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对任何一个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使所有人都能成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一员，也就是使他们获得起点的平等。我觉得，中国现行的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最大弊病是，用法律明文规定，城市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优惠的政治、经济、教育、医疗、住房和财产等权利。这种丑陋的制度只要存在一天，因起点不平等而带来的城乡种种差距不但无法弥合，反而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种二元体制的最主要的两大支柱，就是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它们不但完全违反人生来平等、自由的社会正义原则，也违反社会主义原则。
    现行户口制度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人为制造社会不公平的荒谬本质已充分暴露无遗，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不齿。令人高兴的是，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解除了对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各种限制，最近几年来又逐步推动户口制度的改革，鼓励农村人口迁入一般的中小城镇定居。这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城乡各阶层的融合共济有长远的促进意义，因而值得称贺。但是，如何改革二元体制的另一支柱——现行土地制度，由于涉及的利益巨大，分歧十分明显。这一严重歧视农村人口的土地制度也因此被定格在包产到户的框架中，基本维持不动。利益集团出于自己的私利，无视这一制度已严重阻碍农业现代化、导致化地不化人的外生性城市化的事实，也无视其阻碍现代金融的良性发育、自发秩序的崛起，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和提升内需的事实。这种自私、短视的做法其实已经以房市泡沫，内需难以提升的形式开始惩罚这些利益集团。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从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西欧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它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经历了诸如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涉及文艺、科学哲学和世界观的大革命。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从经济学上说，最有意义的是导致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逐渐得以冲破封建专制的禁锢，特别是通过破除身份特权，废除对农奴的束缚和对第三等级的歧视，使全体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使他们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交换，在市场面前一律平等。这种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市场面前的平等是我们所说的起点平等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国家又通过公立的义务教育体系使中下阶层也能获得较好的教育。这是起点平等的另一重要内容。西欧各国较早做到这些，使西欧的收入分配既能趋于相对平等，又没有破坏持久的创造力所必需的产权保障，所以可以分享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其实，欧洲曾经弥漫过种种极左的思潮，例如一度引起世人无比憧憬的乌托邦理想，连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激进的思想家也无法接受而斥之为缺乏科学根据的空想。原因很简单，人类社会面临的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是无法单凭取消私有财产，一切共有共享这种天真幼稚的冲动来解决的。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科技的创新，物质基础的积累，理想再高逸、华丽，毕竟虚无缥缈，一遇到实际困难，不是作为海市蜃楼而随风飘散，就是化为丑陋、残忍和血腥的怪兽，无情地吞噬被它蒙骗的子民。文革就是这种极左的幽灵，而这一幽灵今天在神州大地并没有完全绝迹。人们必须提高警惕。
    从经济学的角度，要获得比较平均的收入，前提之一是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只有要素能够自由离开收益低的地方，流向收益高的地方，才能使要素收益在空间上逐渐趋于平均。如果阻止要素自由流动，在要素过剩的地区要素的收益必然很低，要素的所有者必然很穷；而要素短缺的地区其收益必然很高，要素的所有者必定暴富。目前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必然造成如此的结果。
    要素收益平均化的另一前提是，教育的普及使阶层之间的流动加速。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下阶层可以很容易地升迁到社会上层。美国的现任总统便是最好的例子。奥巴马以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民族身份，其父甚至都不是美籍黑人，却因为在哈佛所受的良好教育，获得了迅速熟悉国内外事务的卓越能力，因而充满自信和斗志。他通过无数次的竞选演说和对各种棘手问题的机智答辩而胜出。
    文革将千万城市知识青年送往乡下当农民，又将一些农民提拔当官，甚至当大学教授和研究员，看似追求平等，实际上是一出社会闹剧，双方都无法胜任自己新的角色，又极大地耽误了自己本来可以胜任的角色，违背经济规律，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和社会大倒退。真正符合经济规律的平等，应该通过要素在空间上的（水平方向上的）和阶层之间的（垂直方向上的）自由流动，才能促进生产力，促进平等。为此，一定要彻底改革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并逐步使城乡的教育水平均等化，而不是让一些文革的旧制度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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