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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世博是政府投资项目的范例

作者:庄涤坤

来源:

发布时间:2009-02-07 19:59:00

摘要:邹恒甫:世博是政府投资项目的范例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庄涤坤 北京报道

   茅于轼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研究结果又引发了舆论界的讨论,而方向依然是诛心论首当其冲,这个受了美国某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是不是在为外国人说话?这样的方向似乎也可以理解,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学家的言论越来越有了引导大众的力量,而他们却屡屡让老百姓难以接受,或者有让人上当的感觉。在中国的顶级经济学家中,邹恒甫在大众面前非常低调,但在经济学家圈子中,他却以直言感谏著称。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全国把注意力和希望集中到2010年将要举办世博会的上海。而上海却在城市功能转型中遇到不小的压力,经济的增速很难保持。就此,邹恒甫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上海世博对经济的影响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华夏时报》:邹老师,上次我们坐在一起时,听到您在接电话时说,“我不知道富人经济学,我只研究穷人经济学”,感觉很有意思。不知道研究“穷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怎样看中国的下一个30年?
    邹恒甫: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我们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用30年时间走过了人家几百年的历程,同时也在环境、资源、社会公正等诸多方面积累了“几百年”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发展中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等恶性循环。下一个30年,我们国家不但要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更要注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持续的、而不是一个有进入恶性循环风险的改革与开放。治理良好、尊重公民人权的国家,比较可能避免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包括穷富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克服发展的障碍。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个别地方官员可能更多地为资本服务。由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悬殊,即便对资本和劳工采取中立态度,都是对资本的放纵和鼓励,更不用说协助资本的情形了。其实,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可以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留下种种后遗症。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当前经济学家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所支的招?
    邹恒甫: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其实早就说过有两种办法去处理经济危机,一是不断地印货币;另一个是不断销毁货币,使货币越来越值钱。两种都可以解决问题,但人们不能接受第二种。按弗里德曼最优货币发行规则,每年销毁货币6.5%(6.5%是美国股票市场150年以来的平均回报率)使社会福利极大化。但是,这会造成通货紧缩。政府害怕、老百姓害怕、企业家害怕。大家都喜欢一种货币幻觉,收入提高后物价上涨,其实大家的钱都买不到东西,但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凯恩斯想了一些非常荒唐的想法,比如往空瓶子里面塞进货币,把它放在矿井里,让人家挖出来用。
    埃及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修金字塔,中国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修长城,因为有个东西在那儿不断地修,让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使上了,再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去花。
    目前有人宣传凯恩斯的这套去刺激消费,计算政府刺激穷人消费的乘数,这是胡言乱语。凯恩斯这种“邪门”经济学只对卖不出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适用,大家万万不要把它用于像非洲那样许多生产力落后、消费品奇缺、大众饥饿的国家。我在世界银行支持非洲经济建设时,就鼓励非洲人民储蓄,从不刺激贫国消费。
    凯恩斯真是个很幽默的人,只是大家不要信这套。市场经济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大家绝对不能把原来七八十年代所学的市场经济的概念拿到现在来运用,这是完全荒唐的。我们的电信、移动、石化、石油……等等这些都不是市场来决定的,只不过有市场经济的激励因素在里面。
    货币增量到底影不影响产量、增加就业,还是只影响价格?短期内它确实会把产量和就业搞上去,但从长期看,只有一个效果——增加价格。增加6%的货币就增加6%的通货膨胀。如果你把货币增量和通货膨胀做个回归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这是最稳定的一条曲线,它是一一对应的。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从来不会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只会造成下滑。因为一有危机可以刺激它。我估计今后中国和全世界一样,会陷入一个不断的刺激中。但这会留下巨大的财政赤字,造成巨大的通胀。
     《华夏时报》:谈到4万亿投资,您怎样看4万亿、奥运、世博、亚运这样的政府投资对经济的促进?
    邹恒甫:对于4万亿投资,已经引起了许多争议,比如投资各行业的比例。我在想,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多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我看到的资料数据是30年来,我们共投入1700亿元不到,只占基础设施的1/6,占30年来GDP的1%,从这个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还是需要再加大投入。
    我了解到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到24%,加拿大是36%到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到50%。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我想,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
    在4万亿的投资中,我们比较高兴的是许多是投建民生工程,这是好的。但是否还需要加大投资来拉动GDP的增长,这还是一个需要商量的问题。30年来我们一直靠投资拉动GDP,但现在好像很难持续下去。一旦需求稍稍发生变化,我们立即就发现各个行业到处都是过剩产能,而这些过剩的产能早晚会变成银行的坏账。成思危不是已经说过了“4万亿”的前提一要防决策失误,二要防滋生腐败吗?让所谓的“仇富”情绪消弭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也有基本的保障,有机会致富。
    而以工业高科技和创意产业为展览内容的上海世博会,将直接推动和刺激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由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转变的过程中,世博所带来的全球在上海的对中采购,给了中国外销型企业转型为内销设计和制造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的政府投资项目,不仅可以提振内需,而且更长远地对中国制造企业带来良好的影响。世博园选址浦东,也将促进上海转型为金融、贸易中心。可以说,世博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个良好案例。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今年经济增长“保八”的要求?
    邹恒甫:把“保八”看得如此重要无非是因为就业问题,就业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社会保障没有搞好。如果把教育、卫生、社保、失业救济金都搞好了,还用得着害怕吗?如今欧洲12%的失业率,美国6.8%的失业率,就算到了8%又怎样?一点都不需要紧张。但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经济发展也失去长期的动力。
    中国经济结构对出口的依赖过大,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应该把就业和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我们经常会谈到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在这样的建议前,我们得首先明白老百姓手头有多少可以花的钱。
    有数据说,去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是7%,而前年是12%,再加上一个不太明确的经济预期,所以,老百姓是不敢去花钱的。内需还包括一个投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考虑4万亿投资的项目能够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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